写作，在规律的时候，一天能写电脑一 整屏。数一数，也就五百字。五百字要写好也不容易。电脑打字修改起来太方便了，总是边写边改，一度还添了个毛病，但凡用词，要把所有的同义词近义词全部列 出来，反复揣摩、替换。炼字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强迫症。推敲许久，择一填之，过了几天回头看看，还不如第一次凭直觉使用的那词，于是再改回去，战线因此被 拉得更加漫长。
写高兴了，各种顺手，直写得杂花生树万物生长，故事飞起来了，野草一样疯狂自行蔓延，老王不过是被附体了一支笔。但另外一些时候，他只能算是在电脑前“爬着，一点一点地朝前努哒”。
他 已经宅了很多年。偶有邀约，总是还没出门就开始后悔。尤怕出席活动，每次拒绝朋友邀约，都是一场艰难的心理战。先是不好意思说不，胡乱漫应着，事到临头， 抓挠各种借口，推脱不去。几年前洪晃在三里屯太古里的“薄荷糯米葱”开业，请他出席，一个隐匿的原由脱口而出：“不去，我有童年创伤。”
小时候因为淘气，众目睽睽下挨批，没的盖脸，嬉皮笑脸耍贫，假装不在乎。“我作的检讨，把女生都逗笑了！”
批斗会的反义词是“讲用会”，英雄事迹，好人好事，高大全，伟光正，听起来全透着假。长大之后，遇到人多的场合，从生理到心理，全是抵触，总觉得如上台示众、当堂罚站，无非是批斗会或者讲用会的翻版。
童年创伤论一出，他从此在朋友中获得了应酬豁免权。“你都创伤了！谁还好意思勉强你？”
别人的场子还可以只出席不发声，等到自家主场，聚光灯躲无可躲，想想就怵，干脆，他连独生女儿王咪的婚礼都没有出席。于是冯小刚赵宝刚陈丹青代表娘家人上台致辞，陈丹青说，“我知道王朔今天为什么不来，他没有勇气站在这里，他喽不住。”
婚前两家人正式见面，也亏着朋友伙同，才对付过去。彼时朱新建已在病榻之上，话不太能说，酒也断然喝不得。两个老男人，相对无言，只好狠命抽烟。
大伙儿都觉得这对亲家结的多么合适， 一个文，一个画，文化态度又相似，落拓嬉笑，放浪形骸，一通乱拳，把主流消解得七零八落。一双小儿女的经历也相仿，都是打小跟着妈妈在国外长大，留荒唐老 爹一个人可劲儿折腾。王朔乐了，“我觉得我就算够乱七八糟的了，结果跟朱新建一比，显得我特别的正常！”
他那神神秘秘捂着的新作，也只有偶尔在电脑上给女婿朱砂看一段，这是种莫大的信任。
四年前，从《非诚勿扰2》开始，作为编剧的王朔开始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但是作为作家的王朔还需要等一等。
更早的2007年前后，王朔密集地出 版了几本书，《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现在去书店寻找这些书，会被告知无货。年轻一代已经不太知道，曾经这个名字以横扫之势，长期 雄踞在电影、电视、以及书店的书架之上。80后、90后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寻找自己的文化偶像时，王大爷正在三里屯的某个酒吧里夜夜两眼发直，兀自大着。
阶段性浮出水面，然后阶段性消失，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他特别崇拜法国一哥们儿，年轻时是特有名的作家，然后突然消失了20年，后来法国文坛出来一新秀，大伙儿一去采访，发现还是他！
出于虚荣他也想象过自己也要这样干一把，出于另一种虚荣他又放弃了。多年来顶着“厚颜无耻”招牌的这个人，其实脸皮薄到极点。他曾经写过一年的博客，后来主动终止了这种消耗性的网络写作。“感觉自己空掉了。”
在某次小说再版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 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 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世纪之交，王朔陷入系统性的崩盘，“哭都哭了好几年”。梁左、他爸、他哥都在那个时候相继去世，“哐哐哐连着来，感觉一星期就死一人儿一星期就死一人儿。”虽然他长期以来跟父亲关系不好，也一直对高压的父权抱着反抗情绪，可父亲走了，他还是感到“上面连着的那条根断了。”
死亡是一种排队，每个人迟早轮到一次。他的同龄人已经排在了里头，挚友亲朋，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倒下就没了。对死的恐惧，对生的怀疑，他像个溺水之人到处乱抓，但酒精、麻醉、幻像、佛经、圣经、道德经、中学物理课本都统统救不了他。
泪窝子特别浅的那几年，他生出一个幻 觉，觉得自己突然特别理解女的，几辈子都是女的。他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相信女性是更纯粹、更性灵的物种。在这种幻觉的支配下，他心软得一塌糊 涂，眼泪掉得一塌糊涂，“见不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受一点委屈，觉得全世界的苦难都与我有关，而且我不但见到了这些苦难，我还是所有苦难的作恶 者。”
他终于熬过来了，带着劫后余生般的了 悟，也渐渐恢复了事功。《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态度，代替了贫嘴的爱情，《私人订制》则是新时代版的3T公司。新近出炉的两部电影又跟王朔有关：一 部是圣诞节档期，姜文的《一步之遥》；另一部是情人节档期，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与姜文合作过的编剧都要忍受创造力被导演榨到极限的痛苦，且姜文强烈的个人气息如硬盘格式化一般，消弭了所有编剧的风格。(跟徐静蕾合作是另一种语境错位，电影里90后小鲜肉的爱情，已经不是老王的主场了。
关于王朔，一直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描述。在大众评价体系和在朋友评价体系里的他，是两个人。
一度他被外物所挟，仗匹夫之勇，逞口舌之快，眼光毒，嘴头狠，到处藏否人物，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也有人骂回来。王朔说，我其实乐意别人挤兑我，只要你说的有意思。他对赞美的耐受点很低，比起骂不到点子上，夸不到点子上更让他受不了。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看王朔》，把王朔挤兑得够一呛，而且句句扎在穴位上。有读者表示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打听，这篇文章是王朔自个儿写的。
“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我不敢说我调侃你一句我自己没事想溜过去，我一定给自己也找补一句。”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他，但是身边人的评价很重要，就像少年时漫天淘气，老师怎么批评都没关系，不能被身边的伙伴否定。
“我小的时候认为，总有那 么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加纯洁、高尚、正确，我先以为解放军是这样的人、教师是这样的人；后来以为作家是这样的人，或者搞文艺创作的应该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好 不容易要挤进那个圈子，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结果发现哪里的人都一样，哪个圈子也不比另一个圈子高尚多少。”这是王朔式的幻灭。
理解王朔的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到他的童年去寻找线索。陈丹青说，那么多写文革的作品，只有王朔《动物凶猛》以及改编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捕捉住了文革的那种气息。钟阿城说，《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种清理，《看上去很美》把这种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方枪枪式的童年，就是试图混进主流却一直被拒绝最后干脆顽劣到底，放大一点来说，这也是王朔一生的主线。他曾有一种大院子弟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大院之外的市民都叫老百姓，“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小学一年级之前，王朔一心想成为好学生，那时他聪明，容貌也俊俏，若是乖巧点，满可以成为老师的宠儿。到了二年级，咣当！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了。
他的童年仿佛在那时候被冻住，然后无序的青春期又被拉得格外漫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童年的审美，以及孩童的心性。他喜欢的女孩永远是单纯、干净、带着书卷气息的优等生，没有发育的体态，仿佛是个孩子。
看起来他还将随身携带着这种偏好，直奔暮年而去，“这种口味搁现在变成恋童了。”朋友们已经认不出他十八岁时的照片，镜子里老王瘦了胖了又瘦了，但他瞅自己还跟十八岁时一样，浑不知老之将至。
在他的《我看王朔》里，他像抖包袱一样，坦白了自己的师承。在文学上是雷马克、海明威、约瑟夫·海勒，在电影上是《美国往事》、《夏日恋情》。然后，为了自嘲，他拉长了这一名单，又添了许多朋友：梁左、冯小刚、姜文、李晓明、叶大鹰……
语言上的师承也其来有自。“我的京味 儿跟老舍不一样，老舍是旗人，讲的是官话，官话讲究文雅。我的语言来自北京朝阳门城墙根下听来的北京市井土话。”部队大院儿里人来自五湖四海，其实并没有 说“京片子”的人，当他听到纯正京腔的时候简直被迷住了，老北京话俏皮，爽利，夹杂着大量脏字，粗鄙而又极其生动，野气扑人。
他 自知不擅描写，最大的特长就是对话，及至看到西方的对话体小说，就明白这活儿自己也能干。“从没觉得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能力、是一种才华，也不觉得可以靠这 个谋生，就跟说话似的，谁不能写啊？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活着的作家，没有一些人在写作，书都是死人写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在于，在他们之前，有一个长达 十年的文化断档，处处都是空白点。
那又如何？好作家原本不世出，几百年才有一个。在他心目中，中国配称得上天才作家的，寥寥。屈原是一个，高过李白；李白算一个；杜甫算半个，主要拼勤奋，低于李白；然后《红楼梦》的曹雪芹当然要算一个。
用一只手就数完了。
在万人空巷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渴 望》之后，大众以为王朔已经跻身“主流”，连王朔自己都产生了同样的错觉。但很快，事实不露痕迹地教育了他。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他曾经是个“痞 子”，也将永远是个“痞子”。当时他的好友郑小龙是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正猛招人，冯小刚赵宝刚都是那时候被办进去的，一跻成为“公家人”，只 有王朔始终被档在门外。他第一次当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国内被禁演，他改编池莉的《一去永不回》在97年“清理精神污染”被认为宣扬“灰色人生观”，审 查被毙。王朔因此掷下笔，去了美国。
“痞子文学”这枚标签深深触怒过王朔，“合着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们说我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如今，走在从“知天命”到“耳顺”之间的老王，开始懂得用另一种方法为自己正名：“氓，民在野。集疏‘美民为氓’通疏，男子不相识之初称氓，约与婚约称子，嫁则称士。”所谓“流氓”，既美且野，自由而单身，美男子是也。
他曾经常常从同一个噩梦里醒来，梦见 自己中学毕业，离开军队，但是地方“不包分配”，即将成为无业游民。这是一个前半生都在组织高于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的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是这些 年，他早已彻底摆脱了这个梦魇。用传统定义来看，他依然属于“无业游民”，不受雇于任何一个单位，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依然是“民在野”。一生在主流之 外，一开始是一种被动，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自觉，他也因此一生都保持住了一个独立的姿态。
有一些在特殊年代有特殊意义的动词， 到现在仍然催动他的泪腺。比如黑鸭子组合唱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呦，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他曾经因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 帮的“四五运动”被关押过，也曾在另外一些夜晚目睹过流血。他长时间反思自己的身份，并试图理解自己的父辈，作为部队子弟，他觉得“解放军”之光荣就在于 “解放”，而“解放”意味着反抗。“新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确实是推翻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他的理解里，“自由平等民主法 治”的实现有其先后顺序，错乱不得。
反抗相对容易，但反抗之后的建立艰难又漫长，正如怀疑的洪水漫过，在废墟之上我们选择继续相信什么。他把他的所有阶段的思想感情，都安放到了他正在写的这部史前小说之中，在那里，他将颠覆许多既有成规，随人类的非洲始祖开始一场观念的历险。
“我庆幸我这一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的王朔，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如果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垮掉的一代”，王朔可算是一代宗师。“垮掉派”的思想轨迹都因循一条“疏离——反叛——迷惘——寻找——宗教” 的路线，就像艾伦·金斯堡在日记里写道：“诗人成了先知。各种形状的爱、受苦和疯狂。他探索自我，在自己身上用尽各种药物，只保存了最根本的感觉……”而 王朔的个人生活轨迹更像美国另一个反英雄的写作者塞林格，后者盛极而隐，避世而居，年轻时摹写叛逆，老年作品归向哲学和禅宗。
寻遍老子、释氏、基督……王朔没有归顺于任何一个教宗，但他确实长时间沉溺在世界观的探索之中，这些探索，写进了《我的千岁寒》，更多的将在他正写的这本新小说里体现。
他承认，作为一个写小说和编故事的人，自己总被白日梦和戏剧感包围。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幻觉，他看见自己无数次被粉身碎骨，像炸弹的碎片一样被送到世界各地，生生世世。一个威严的声音在高处向下逼问：你为什么反对我？！
“我不需要启蒙开悟，我是自证自悟。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了，我就是撒旦！撒旦是谁？撒旦是破坏者、挑拨者和告密者，这正是我干的事儿。我命定了要干这样的事情，生生世世。”
我庆幸我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
朔爷已经N年不接受采访了。
终于要采啊。他开始犯点儿焦虑：在哪屋聊呢？家里平时太乱，这还得收拾。这屋暖气有点儿不太好，会不会把人冻喽？电表该买字儿了。记者怎么来？怎么走？拍照不拍？怎么说话？有什么不当说、不能写的，可别又捅娄子了。
记 者日子也不好过。虽则是，朔爷撂过话，见了女记者他多少客气点儿。但访前功课，网络视频里排名靠前的，十之八九，点开就见他掐着点儿腰，食指和小指比过 来，气哼哼地，骂记者。镜头外有道声音在自我申辩，分明也是一女记者。机位架得不错，王老师的手指都快直戳破镜头，从电脑里向我伸出来了，“我告你你们记 者不带这样儿的”！——我就这样完成了颇具正能量的访前心理建设。
及至进门，坐定，喝茶，开腔。他瞅我一不擅长说好听的，二不事儿逼问八卦。我瞅他和眉顺眼儿笑模样，目测断无掐过来的危险。聊的和被聊的，才都暗暗松了口气。
录音笔突然坏掉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仿佛是要刻意给个机会佐证，当王朔平和起来，是多么好脾气的一人儿：
——“真实不重要，你凭印象写吧。”
——“可是，印象主义不是这么诞生的。”
——“小说是这么诞生的。”
他答应再聊一次，“你带个好录音笔来。”于是我去了。这次，我们又聊了七个小时，我兜里揣了三个录音笔。
关于爱情——爱情是惊鸿一瞥从此不知下落
记者：你很久不出山了，难得最近接了这么多戏的编剧，尤其是徐静蕾《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我奇怪你选这戏的标准是什么？就为帮朋友？
王朔：不是我帮朋友，是朋友帮我。写小说慢，我得靠写剧本挣钱，解决生活问题。
记者：徐静蕾说，如果以后她还拍文艺片儿，她就拿一DV拍了得了，进院线公映似乎只有商业片一条路，因为投资太大了。
王朔：而且中国能接受的商业片也没多少，还有好些商业片类型咱们压根拍不了。能拍的，狗血喜剧是一路，只要政府能接受，也不用写得太高级，写得太高级反而影响卖。我自己就基本不进影院，国产电影基本不看，那些人和事都太简单了吧，都是给小孩儿看的，我这岁数就别看那个了。
记者：《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讨论代替了对爱情的讨论，这应该不是来自冯小刚，而是来自你。
王朔：爱情故事说穿了无非就是欲望，欲望就要么是满足了，要么得不到满足，写来写去，也就这么点事儿。
记者：老徐这个电影，80后90后的爱情故事，恐怕更加不是你的菜。
王朔：电 影主要还是导演的作品，编剧只是一个工具，负责提供导演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要畅销的话，聪明的爱情故事，我还能写，但是我兴趣不大了，我不信 那个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写那个。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写，我可能还会写爱情小说，但是我会把它写得特别的惨，特别的黑，那种玫瑰色的我现在写不出来
记者：你年轻时候写的爱情也不是很玫瑰。
王朔：我 觉得那个确实太欺世盗名，我那时候也并没有那种体会。我对(爱情)这事儿不熟，严重不熟！我没谈过什么恋爱，我所说的当然是用的最高标准，可能我也是被更 早的文学作品给晃了范儿了，认为存在那么一类最高标准的爱。当然我们那一代也很鄙视小布尔乔亚那一套，我觉得送花儿这种事情特别恶心，我觉得根本不需要那 么表白，而且那个字儿也根本不需要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是了。
记者：你曾经说，你的爱情小说只能指给大家看一条鱼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大家，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你说的就是爱情吧，早年你小说里也写到过某个外国电影表现爱情很高级：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败给了时间。
王朔：我 也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让我念念不忘的都是惊鸿一瞥。就是火车上看了一眼，从此不知下落。有一年在我青岛当兵，从青岛回北京的火车上，车厢里有一批北 京女兵，其中有这么一位，我就这么看了一眼。后来我去餐车吃饭，突然听见有人说北京话，发现她就坐我背后，我也没敢回头，只觉得头发丝儿都有接触的感觉！ 我就胡思乱想了一晚上。到了北京，我们一起下地铁，就在一节车厢里，中间隔几个人，我也不敢看，只敢从玻璃里看她的影子。后来我在国防大学那站，玉泉路下 车，她继续往前开，再后面没有部队大院，只剩北京军区了。后来就再没见过。
这个印象特别深，记一辈子。我可能有点制服控，我记得的几个惊鸿一瞥，都是穿军服的，要不就是白大褂。尤其那种海军的蓝军装，无沿帽，我觉得老式蓝军装特别简单，特别称人，不像现在的军衔显着乱，那时军衔特别简单，就两块红的配着红五星，特别好看。
记者：细节记得这么清楚，可见惦记得很深。
王朔：就成为我白日梦的一部分了。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候等车，还会觉得自己在那个场景之中。
记者：这种偶遇，连话都没说，只是人群中看了一眼，怎知不是错觉？你看中的就是容貌？
王朔：怎么主动说话呢？不好意思，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也不光是相貌，是那种眼前一亮的明朗，而且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沉着，你就觉得，你无论如何也引诱不了她。
当然可能真认识了也就那样，日常生活 的烟火气会把这些都掩盖掉。但是有这些(幻想)也影响我正常生活。日常生活总有不如意的地方，你觉得这日子过得他妈的没法过了！后来当然我认为没有这样的 人了。没有这样的女孩了。我们原来大部分的女孩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代，可能我自己相对单纯，就想像不到更复杂的东西。
现在你看街上那些女孩都打扮得，眼睛里都有欲望，没有我们八不(他的猫)这样的眼神了。八不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眼神了，八不刚来的时候，眼睛明亮，清澈，特别可爱！现在我们八不的眼神就是怨恨地看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