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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那些没离开县城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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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县城,我都能见到大勇。今年的第一次照面是在除夕前,我去亲戚家串门回来,见他站在巷子口,双手叉腰。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他身形胖了许多,但站立的姿势照旧,身子挺得直,如果不是两手叉腰,像个摆出“稍息”姿势的军队士兵。

大勇属虎,大我两岁,我们是前后院的邻居,相隔一条巷子,记事起就是玩伴,从上学前捉青蛙,直到高中里踢足球。

在巷子里,我们的对话和这几年每次见面时一样,互相笑着,他总问我几时回来的,我回答刚回来几天。他开口笑着,说到周遭一切都不置可否,言辞里传递着“不好不坏,本该这样”的意味。他说话时,最喜欢做的动作是耸一下双肩,同时摊开了双手。这个肢体语言显然不属于我们这儿,应该是从电视上学到的,他很早就会,我看了总不习惯,好像太洋气了一些。

我们的谈话总是轻描淡写,好像回避着很大的秘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大勇的QQ头像换成了一个奇怪的艳妆女郎,原本真实的资料也改了,全部牛头不对马嘴。我曾以为他的号码被盗,但这个号码却又跟我留过言。他的微信号也如此,填的性别是女,资料也是错的。有一次,大勇给我打过电话,我拨回去,语音提示却是空号。他后来解释说,那不是空号,是他专门的设置。他好像很怕人找到他。

我不好问他,只能猜测他仍然在躲债——大勇的名字出现在本地论坛的网帖里,发帖人公布了他的真实信息,指责他诈骗,并表示不会善罢甘休。

“外面的账都清了吗?”我问他。

“差不多了。”他很快回答,说完沉默一下,开口说起了别的话题。我见他不想说,也不再问。

十多年前,在中学里,我和大勇共同的爱好是踢足球。2002年中国男足撞了狗屎运踢进世界杯,球市一片火热。和其他做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以为自己踢得再进步一些,也有希望成为职业球员。

在父母看来,踢球是浪费时间影响学业的事情。我们尽力反抗。有时候我们约好了时间,然后各自溜出去,到了学校才汇合。如果我们一起出门,一定被父母拦下,知道是去踢球。有段时间父母不再买足球鞋给我,大勇就借我穿,他的鞋大一码,我只好勒紧鞋带。

大勇身体壮,跑得也快,踢球力气大,技术也细腻,再加上作风顽强从不服输,在球场上很受推崇。他进球后不怎么庆祝,大多就是笑笑,遇到粗野的犯规,轻易也不会跟人急。大部分球赛我们都赢了,看起来我们在职业球员这个方向上值得努力。

但高考这件事逐渐逼近。我比他低两级,成绩勉强还能应付,大勇进了高中,成绩却一塌糊涂。高考像块滚过来的顽石,先压在了他的胸口。我们终于发现,即使踢不进国家队,生活还能继续,但高考如果不通过,好像一切就全完蛋了。

2007 年,在经历接连两次高考失败后,大勇从第三次复读里退出来,放弃了。他的父亲感到没面子,却无可奈何,在闲聊时只好讪讪地说,考不上也好,大勇天生不是上学的料。

他去了一家婚纱店工作,在县城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县城不大,中心街道距离我们两条街,走过去大约五百米,只用十几分钟。这工作是一个亲戚介绍他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就从对着电脑剪辑照片学起,简单做些助理工作。影楼每月发他几百元的工资。

那时我离开县城,进了大学。但我在大学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宿舍和足球场。我和大勇偶尔在QQ上聊几句,他看起来比我充实得多。他学到了一些电脑技术,把拍摄的作品传到网上。假期回家,我们还会约了去踢几场球,他有些退步了,技术还在,但体力差了些。他告诉我,因为得上班,踢得太少了。

大勇在婚纱店呆了大约一年。有次他告诉我,跟人打工没意思,受制于人,也挣不到钱,他打算出来自己做。我不知该说什么。我整日在学校里,对于外面的事情,我毫无概念。我大概附和着他,既然不爽,那不如自己试试。

他很快辞了职,和几个朋友凑了本钱,张罗了几个月,另起门户,在稍远的街道开了店,仍然经营婚纱摄影,但这次他成了老板。婚纱店在那年冬天的元旦开业。

不久后我放了寒假,大勇带我去了店里。刚刚投入新的事业,他显得很兴奋,拉我见了他的几个合伙人。店铺起了个罗马假日之类的洋气名字,租了整两层楼,装修精当,一派欧式风格,门外远看去,在周围的一堆五金店和修车铺里鹤立鸡群。

大勇带我参观影楼的每个角落,介绍各种设施的成本,水晶吊灯花费不菲,大厅的沙发总价几何,营业员们是哪里招聘来的,一个月发他们多少工资。言语里,他信心满满,透露着大干一场的豪情。我也被满屋的物资和颇有礼貌的营业员打动了,翻着茶几上的服务菜单,看着图片后面的一串串数字,好似财源滚滚。那个假期我经常去他们的店里闲坐,我很为儿时的玩伴高兴,他看起来走出了高考的低谷,这么快就有了自己的事业。

但生意毕竟没这么容易,不是搞搞装修就能行的。除了开业之初的优惠活动吸引了几单生意,此后一直门可罗雀,入不敷出。原因邻人们看得清楚,位置偏僻,没人找上门,拍摄没什么特色,口碑普通,总之在全县的一堆婚纱店里,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到了第二年冬天,一年的房租到期,没人愿意继续投钱,店铺撑不住了,剩下了满楼折价的固定资产。大勇认为经营不善的原因是合伙人太多,没法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想法。他看起来心存不甘,仍然跃跃欲试。

接下来两年大勇呆在家里,接一些剪辑照片的零活儿,他的QQ头像总是亮的,常发布一些成功学之类的心灵鸡汤。假期再见面,他比前些年又胖了,正在筹钱,准备再开一家婚纱店,这个行业他熟悉。

那时我也要做些决定了。大学最后一年,父母想我回家考公务员,但我犹豫着,不太想回去。我不确定大勇那样的县城生活,是不是还适合我。

多年来,每次回到县城的老家,我喜欢在街上闲逛,漫无目的的走几圈。我从家门口的巷子出发,慢悠悠走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几个公里,就把小学初中和高中全走了一遍。

和大勇相比,我们这些读了大学拿到文凭的人,回到县城的最好工作就是考一个编制,进入政府或者学校,安全而舒服。虽然我们内心都期待能彻底离开那个小县城,但就业的压力,前途的不确定性,总令一部分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县城的安定显得如此具有吸引力。

但那些不确定性也曾令我们兴奋。大学里,我们都喜欢活跃在社交网络上,比如校内网和QQ群。有人在海边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只露出一张笑脸,同时又有人站在北京的街头,拍下了沙尘暴的照片(配了一行字说,真黄)。有人挂科了,但好像其实挺高兴,有人晒出和女朋友的照片,马上有人回复说,真有夫妻相。看上去,所有人都拥抱着新的生活,练习着新的话语方式。

2007年我进入大学,展示新生活的方式是写博客。在宿舍断电之前,一晚上我就能写几千字,刷新着页面,等待着四面八方的评论。那时我好像有无穷的精力和时间,愿意把任何事情搬到电脑上,我愿意用八百字讲出在食堂忘带饭卡的忧伤,用两千字写出大雪封路,假期回家时堵在了县城外的高速公路上。

大学假期回到县城里,总有人组织同学聚餐。我的高中班六七十人,最多的一次聚集了将近一半。班主任也到了,他喝下一杯带有“桃李满天下”意味的啤酒,笑吟吟地点评每个人的变化。往日的压抑仿佛一笔勾销,再没有人恨不得撕掉试卷然后炸掉学校。大家突然对母校无比爱恋,站在教学楼下,愉快地排成两排,对着相机镜头,摆出V字手指。

聚餐结束,时尚的事情是去KTV唱歌。这儿的娱乐场所越来越多。县城的样子似乎一直令人欣喜地改变着。新开的楼盘一个接一个,工地上尘土漫天,挖掘机劳作着,传递出欣欣向荣的信号。新建的广场悠然地耸立着充满设计感的地标,地下也有了超市和停车场。县城似乎越来越接近一座城市,处处反射出“现代文明”的魅惑。

看起来,该有的渐渐都有了,还没有的,应该也都会有。县城正在以一种崭新的面孔,吸引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一个回到了家乡。几年过去,那些考上大学出去读书的人,差不多回来了一半。他们拿了文凭,因此大都进了政府或学校,散布在不同的街道和大楼里,随时可以相聚,举起酒杯谈及过往。

没读大学一直留在县里的同学,像大勇一样做着各类生意。我有个初中同桌,读到高一就早早离开学校,起初在店铺学习手机维修,多年过去,如今已经开了一家自己的手机店。每次路过他的店面,我常想,再过些年,总会有一部分人把生意做得更大。

传奇的创富故事在县城里最受欢迎。故事里的人白手起家,甚至背了高利贷,在县城的商界缠斗,最后好似一夜暴富,最后都坐在豪车里,在越来越宽的街道上呼啸而过。这些故事里,努力便有收获,风险等于回报。大勇应该也被他们激励着。

2011年,大勇拿到了贷款,新的事业可以继续了。他租下一个较便宜的店面,开了第二个婚纱店。这次他终于能够总揽全局。邻里仍不看好他,大家觉得,大勇不太会说话,人又实在,做不好生意。

我第一次去他的新店,大勇正在向店员训话。三五个员工排成一排,穿着制服站着大堂,大勇穿了一身西装,语调激昂地说了许多。有些话过于书面,大概是从一些成功学的书上里看来的,他用方言说出口,听来别扭,令人不好意思。但大勇很严肃,他训了话,带着我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坐下来,点起烟。

看起来事情和以前一样没变化,他仍是筹到了钱,租了房子,先搞了装修,再招来店员,钱剩下不多,坐等生意。

坐在店里聊着,我感到索然无味。我不再觉得开这个店是有多少希望的创业,反而觉得又是个扔钱的烂摊子。但我不能给他泼冷水。大勇这次一个人说了算,有点运筹帷幄的意思,他又问起管理学的事儿,要我讲一点管理办法。

天知道我在大学里真学到了什么人力资源管理的知识。但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我是应该告诉他我没怎么上过课,还是应该对他说,那些教材上的东西可能没啥用?在他看来,我出去读书,接受了高等教育,已经是这个城乡结合部的知识分子了。

那年夏天,我终于决定去读研。我想自己纯粹是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而考研是唯一让人思路清晰的事情,只需要投入时间,完成考试。我和大勇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他花了钱,我花了时间,他继续经营婚纱店,我继续去学校念书。他对赚到钱很是渴望,但看起来很难,我对学到更多知识甚至并无迫切,我不知道上学之外该干什么。

此后两年我们的交流变少了。假期回家,我不再去找他,只听父母说他的婚纱店一直开着,生意虽不怎么好,但大勇坚持开着,大概一直花的是贷款。

我们再联系已经是2013年夏天,我离开了学校,已在广州工作。一天上午在报社,我突然接到了大勇的电话。他先问我方便不方便,有点吞吞吐吐,紧张地告诉我,自己经营的项目出了事儿,看媒体能不能曝光。

我仔细听了半天,发现这项目和婚纱店无关,大意是他参加了一项投资,他说得含糊其辞,我只记住了几个数字,他说,大概亏了四五十万。

我有点吃惊,觉得他没有这么多财力。但又想到,大概是他的生意赚了钱。毕竟又过去了两年,他或许运气不坏。挂了电话,我甚至想到县城里那些创富者的故事。在我看来,一下子有四五十万可供亏损,反过来也说明他有了积蓄。我想,印象里那个不被人看好的大勇,生意应该是渐渐做大了。

我愿意相信,时间可以带来任何改变。比如我的同桌张明。他是我高中同学里最早见到外面世界的人。那时他常去上海的叔叔家过暑假,回来以后,讲起他的都市见闻,眼睛总闪着光。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次“暴走”。他描述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他想丈量一下,他选了一天清晨,戴了耳机听着歌,兜里揣着地图,一直往一个方向“暴走”,走到黄昏,精疲力尽,再看地图,还没走出一个区。

“上海太大了。”他一遍遍感叹着。

高中课余,我们常在校门口的书店买来二手杂志。和上海有关的明星海报,张明总是撕下来,贴在课桌上。刘德华的《上海滩》也是他爱听的。我们无聊地打发着自习课,漫无边际思考未来时,张明不止一次,喃喃地和我商量,退学吧,去闯荡上海滩,你觉得你想做丁力,还是许文强?

张明大学读的是山东一所医学院。城市当然不比上海,却也比县城大了太多。但他大学四年,很少离开宿舍,一直醉心于一款名为魔兽世界的游戏。在游戏里,他魄力十足,充满领袖气质,正像许文强一样,带着团队大杀四方。

我去他的学校住过几天。打完游戏,我们坐在球场边,或许又聊到了上海,或许没有。问到将来的计划,他说,外面没什么工作可找,留不下来,也许还是得回家。

2011年,大学毕业后,张明终于回到县里的质监局上班,工作内容是查验全县的食品安全。他换上了黑色西裤和皮鞋,看上去老成持重。

张明的工资花在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参加同学同事的红白喜事,另一部分扔进了酒局,他对此抱怨,却又觉得,非如此不可。人际网络像一只有无限引力的章鱼,牢牢抓住他。

父母给他买了车。一辆老款的帕萨特。我们开着车在县城的环路上绕圈。如果不是红绿灯,绕一圈只需要十几分钟。我们只在环路上开,进了街道总是随时拥堵——好像所有的人都想买车。张明告诉我,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时尚的车型,而他这款车是乡镇干部的标配——在县城,买车不是为了交通的便利,更多是身份的象征。

此后每年假期回去,我常找张明喝茶。他一个人住在新的小区。父母买的婚房装修妥帖,只等着他结婚——但因为不愿相亲,他常跟父母争执。他不想很快结婚。

新居卧室的墙上,他贴了几幅装裱过的照片,全是大学期间,魔兽世界里的游戏截图。那些截图都是他某些辉煌时刻,比如刚刚通过艰难的一关,又或者穿上了顶级装备。

“上班没什么意思。” 张明泡着茶,重复着这句话。

我们聊着班里的同学,某某结婚了,某某刚生了闺女,某某的老婆竟然是某某。一切令人惊愕,又好像顺理成章。但我们再也没聊过上海。

如果不是投资“项目”失败,大勇一定也买车了——他曾去市里看过几个车型,只等着拿到“项目”的利润。在电话里他没有讲清楚,通过QQ发来了链接。我一点开就觉得不妙——那是个滚动着“六合彩”、“快速致富”等字眼的网页。网页上声称,会员投钱入股,每天返回利润5%。

大勇没说他是怎么找到这个项目的。他先投了一千块进去,果然第二天变成了1050元,如此过了一周,他赚了几百块。这个回报率简直高得吓人。大勇按捺不住了,随后投进去两万块,那是他经营婚纱店要用的流动资金。

项目继续运转正常。这两万块产生着每天固定5%的回报。大勇觉得还是太慢了,要加大投入,没过几天,大勇去银行贷款,找亲戚做了担保,又贷了五万块,全部投了进去。但就是这次,“项目”告诉他,因为暂时的不可抗力,资金暂时冻结了,需要会员加倍投入,帮助项目渡过难关。

大勇身上已经有二十几万的银行负债,因此没法再贷出钱来。婚纱店看起来是个吸引现金的好平台。他很快出台了一个优惠活动。那个活动令所有竞争对手望而却步:凡是在店里拍摄婚纱照的消费者,签订一个月后全额返现的合同。也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业务都免费,只是需要把现金先交到大勇这里,保存一个月。

大勇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快速获取现金流。然后,在他的期待里,这些钱在“项目”里很快获得高额返利,他再把本钱还给签了合同的客人。

但这次彻底落空了。“项目”当然出乎意料地停止了,带头投资的股东已经断了消息,只剩一帮投资者在QQ群里每天商量对策。

我提示他先报警。令我意外,大勇说自己不相信警察,而且项目就是政府冻结的,“蛇鼠一窝”,他在QQ上发来这四个字。

我觉得有点不认识他了,不知再说什么。

过了两个月,2013年国庆假期,我刚回到家,就听说大勇把自家另一块宅基地卖掉了,用来抵债。我犹豫着,走进巷子,敲了敲大勇的门。他走出来,仍然是先笑了笑,但很快沉下脸来。他把门拉上,和我在巷子里走了几步,停在灯光处。

我问事情的进展,他仍是习惯地耸耸肩,摊了摊双手,告诉我有点麻烦,老宅卖掉后,先还了一部分账。

“到底被骗了多少钱?”我问他。

“不是被骗的,项目暂时冻结了,是政府在捣鬼,你去网上看看,股东都在想办法。等到问题解决了,本息还得补给我,得有九十万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爱面子,还是真的搞不清楚,大勇始终坚信,他没有上当,“项目”还在。

我也愿意事情真是这样。我希望从来没有什么诈骗,我的儿时玩伴,大勇,他参与了高回报的项目,账户里资金每天都在翻滚。我希望项目恢复正常,他将拿回近百万的本金和利息。我希望他的事业顺利,婚纱店继续开下去,如他所愿,某一天击垮所有的对手,开着豪车风驰在街头。最终,我所有的县城朋友们,都能成为这个时代创富传奇里的一员。(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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