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又有几个人愿意像父亲一样，放弃十年的发展黄金期，从零开始学法律，只讨一个公道呢？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还有机会和主编小陌一对一私聊喔，咱们微信里见！
文/静欢
多年来，父亲宁可绕路，也决不从某家医院门口经过。
他说：“一见到这家医院的牌匾，我就觉得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为此，我们还搬了几次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家遭遇了一次医疗事故。父亲既没医闹，也没私了。可他的维权之路，却走得格外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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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六十三岁的父亲鬓角花白，目光也开始浑浊。把手机的字体调到最大，也依然要带上花镜慢慢看。秋天刚开始，他就会早早穿上秋裤，定期去银行，取那为数不多的退休金。
即便如此，父亲还要坚持做些简单的工程，赚点辛苦钱。我常劝他，不要再出去跑了，他却说：“爸爸对不起你，以前耽误了挣钱的机会，现在就想给你攒点嫁妆。”
青年时代的父亲，无论放在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他生就了一副那个年代非常标准的“正面形象”——身材挺拔、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讲话字正腔圆还带着膛音。唱得了一口标准的美声，还画得了国画，至今仍保持着我们那儿省会城市60公斤级的挺举纪录。
父亲十九岁时下乡做知青，一个月后就成为当地青年点的负责人，管理上百人。下乡一年后，全省招考飞行员，这唯一的名额，领导给了他。
当时父亲欣喜回城，却在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有轻微色弱。飞行员之梦破裂，他又被分配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兵工厂。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成了厂里的高级技术工人。
之后赶上改革开放，父亲便辞职下海。他开了一家生产机械零部件的小工厂，很快就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万元户”。生意越做越大，他的足迹南至广州，北至内蒙，西到新疆，东到上海，甚至还把生意做到了欧洲。
那个时候的父亲，刚满三十。春风得意，觉得人生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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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意外离世改变了一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奶奶死于一场医疗事故。那家医院，是东北某省会城市的一家国营中小型医院。
奶奶当时患上了慢性心绞痛，她在这家医院住了很久也不见起色，父亲曾提出转院，可医院极力挽留。他们对父亲说：“只要你肯出钱，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专家请到病人的病床前。这样既可以免去你们转院的辛苦，病人也能得到更连贯的治疗。”
回想到当时的情况，父亲说：“我那时候也不懂，医生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没有再勉强了。”
那天夜里，奶奶胸痛不止，护士说她去找医生，可医生却迟迟不来。父亲急了，就亲自去喊。
当时父亲找到值班医生的时候，她正在睡觉。对于父亲的打扰，她显得有点不耐烦：“没关系的，心绞痛发作，药按要求吃了，一会儿就好。”
可奶奶的病痛却并没有在吃药后得到缓解，她开始呕吐。父亲又去找了几次医生，可医生依然只说，等主治医生早上来了再处置，甚至都没有去病房看一眼，就交代护士给奶奶打一针杜冷丁。
凌晨，奶奶呼吸越来越困难。父亲不得已，再次去求值班医生，这次，他是连拉带拽将医生拖到病房的。医生看到奶奶脸色通红，这才想起来应当给氧。可当她终于觉得大事不好，准备开始抢救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奶奶很快就因心脏衰竭离世。
那时，医疗水平并不太发达，奶奶患的还是很难根治的心脏病，换作一般的人家，估计就认了——人已经不在了，和医院闹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父亲不，他决定为死去的母亲讨一个公道。
他拒绝了医院“私了”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动手打那位值班医生，只是向区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了要进行医疗鉴定的请求。
很快，结论就出来了——“该院在治疗措施上存在明显缺陷，对心肌严重缺血、频繁出现心前区疼痛的病人没有给予必要的吸氧，属常规治疗中的严重失误。同时，医院在管理上存在问题，由于抢救设备摆放不妥，给抢救带来困难。根据上述问题及有关规定，患者之死应定为严重医疗差错，建议医院对在该病人治疗过程中的有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
“医疗差错”就意味着奶奶的死不是医疗责任事故。
父亲对这个鉴定结果不服，将医院和相关的医生告上了法院。
“我不医闹，也不看重赔偿，我只希望法院帮我找出我妈真正的死因。是医院的责任，一个也跑不了，不是医院的问题，我也认了。”父亲说道。
可他怎么也不会料到，就是这个决定，改写了他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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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留着也没用，还不如早日入土为安。”在医院领导的反复劝说下，奶奶的遗体很快被火化了，并没有进行尸检。
奶奶的葬礼让全家人手忙脚乱，等父亲想到要找奶奶的病历的时候，医院却告知父亲——“病历丢了。”
缺失了两个重要的证据，这场官司几乎没有胜算，尽管父亲愿意花重金，也没有律师有把握胜诉。谁愿意为了一个小小的医疗事故，和公家对着干呢？
于是，初中文化的父亲决定亲自上阵打官司。
自己写诉状、跑法院、去卫生局，父亲还在市场上找了一些他认为是公正的鉴定机构。同时他甚至“潜入”医院，艰难地寻找奶奶那份“丢失”了的病历。
完全不懂民事诉讼的父亲，为了打这场官司，买了全套法律教材和“医疗事故案例汇编”，夜以继日地学习，不懂就去大学向专业的老师请教。
刚开始看书的时候，父亲甚至有一些字都不认得。而寻找病历的过程，更像是一场谍战大片。最终父亲成功了，他找到了奶奶的原始病例，掌握了这个关键证据。
那段时间，父亲卖了工厂，母亲在经济重压之下，不得不继续上班。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甚至是靠母亲不多的薪水支撑的。就这样，父亲写出了几万字的诉状，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他在法庭上与被告律师唇枪舌战，驳得法官与被告哑口无言。
一审，父亲赢了，奶奶的死被判定为医疗责任事故。法院判医院赔偿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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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结束后，被告医院上诉。
因为市级鉴定结果与区级的鉴定结果相同，都是“医疗差错”（根据当时的医疗事故鉴定标准，鉴定需要通过区、市、省三级，省级鉴定为终极鉴定）。换做别人，顶多就是申请省里再鉴定一次。
但父亲坚决要求法院寻找第三方鉴定机构，法院只好委托了当地最好医科大学的法医学系，这次的鉴定结果为：“本例临床诊断明确，陈旧性心肌梗塞，不稳定性心绞痛，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但在治疗护理上存有缺欠与死亡有关，根据国务院(1987)63号文件构成医疗事故。”
最终法院据此结论，维持了一审判决。
被告医院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过错，于是就以鉴定机构没有鉴定权为理由，向市法院提起了上诉。市法院认为案子缺乏省级终极鉴定，于是就把原来的民事判决撤销，案子被移交回区法院的行政庭。
父亲依旧不屈不挠，日日奔波于家和法院之间。我那时候小，不懂他为什么常不在家，母亲忙于工作没时间管我，我穿着不入流的旧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常常被同学嘲笑。
再次开庭，父亲迎来的算是好消息——省里的鉴定结果与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同，奶奶的案子被定性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在当时，这是轰动性的新闻。
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教育知识背景的普通市民，靠着自学，自己为自己辩护，竟然将一个因心脏病死亡的案例定性为了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可父亲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认为这是一起责任事故，是由于医生缺乏责任心和医院管理不善造成的。责任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父亲再次向法院提出了申诉。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同时将做出最初鉴定的区卫生局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撤销最初的处理决定，承认这是一起医疗责任事故，同时还要卫生局对当事人和医院严格追责，避免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最终，历经了三次鉴定、四次判决，父亲胜诉。
他得到了两万元的赔偿金，相关责任人道歉，被告医院也受到了行政处分，案件被定性为一级医疗责任事故。这是医疗事故鉴定等级里的最高级别。
事后，多家媒体找到父亲，争相报道他的维权之路，一时间，父亲的名字见诸报端，也有电视台想找他做专访，父亲都拒绝了。
“事情结束了，我不想再拿这个事情做文章。”父亲说。
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距离奶奶的死亡，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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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父亲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结案后不久，他在与人谈话的时候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就查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父亲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月，医生叮嘱他一定要避免外界刺激、劳累、压力，否则性命堪忧。
或许是这场病，或许是十年的人世沧桑，出院后的父亲，几乎完全抹去了自己过去的锐利棱角，整个人变得畏首畏尾起来。
遇事犹豫不决，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严重失眠。夜里我常能听到他一个人在客厅慢慢踱步，发出沉重的呼吸声。
他也想过重新出山，做回机械加工的老本行。但是他已经错过了中国社会变化发展最快的那十年。
工厂里数控自动化的的车床，他根本不会用；曾经引以为傲的手工制图，现在的年轻人只要点一点鼠标，就可以轻松完成。传统机械行业早已走向没落，他之前积累的人脉在十年的变迁中，也几乎流失殆尽。
就这样，我的父亲在时代滚滚的洪流中，被残忍地淘汰了。
当年奶奶的主治医生，已经当上了医院的副院长，那家医院前不久也升级为二级甲等医院，每天前去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谁也不会记得多年前，我的奶奶因为这家医院的一场医疗事故而死去？
父亲胜诉后，有一些医疗事故案子的当事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忙。
父亲每次都不遗余力地告诉对方如何保留证据、在诉状中要用什么样的词汇、要注意描述哪些细节，如何量化精神损失，等等。俨然是半个专业的法律顾问。
我有时候打趣他：“为什么不趁机赚点钱？”父亲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这是公道，公道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加清明法制，每个人都能通过合法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这世上又有几个人愿意像父亲一样，放弃十年的发展黄金期，从零开始学法律，只讨一个公道呢？
但我不想告诉父亲，他虽然赢了一场官司，却或许什么都不能改变。（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