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狱》开始，中国观众才真正懂得何谓美剧和如何欣赏美剧。结束，对中国越狱迷们来说，绝对是件痛苦的事。

中国观众接触美剧《越狱》的过程大抵是这样的：在泛滥的资源汪洋中，寥寥无几的探宝者最早发现了《越狱》，闻讯而至的你才通宵达旦地把第一季看完，并大呼过瘾。从此，你开始周复一周查看福克斯节目表，耐心等待有中文字幕的下载源，在“越狱”讨论区与同好们交流，大胆预测结局以及疯狂迷恋男主角温特沃斯·米勒。

从2005年8月29日到2009年5月16日，《越狱》共播出4季，一共79集（另有2集特别篇将于本月27日晚10点到12点在英国SKY1电视台播出，为《越狱》画上最终的句号，北美地区则将在7月21日直接发行特别篇的DVD与蓝光碟），耗费了我们几乎四年的时间。四年，什么概念啊！大学毕业了，孩子上幼儿园了，婚都可以离两次了，而“越狱”迷依旧像闹钟一般准时坐在电脑前心系“迈克尔”的出逃计划。4季的播出量在美剧中并不算长寿，但正是这四年里，《越狱》带来的社会学效应却远远超出了剧集本身的价值，包括很多方面：观众心理、大众传播、网络效应、电视剧本土化、美剧制作观念、字幕组功绩……一句话：美剧迷的养成，《越狱》功不可没。或许如今这套剧在很多人眼中已不那么传奇，但对于经历过这四年历程的人而言，它的开启是一扇门，它重新定义了21世纪中国观众的观赏习惯；它的终结是一面海，既是“明智的选择”也是眼界拓展后的释然。

今天我们要做智慧型花痴

如果非常碰巧——你竟还没有看过《越狱》，也并不知晓它的故事，请允许我引用网上一个哥儿们的“超精炼”剧情梗概：“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青年结构工程师为了拯救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低级混混哥哥，几进几出监狱并与杀父仇人联手，欺负了独臂残疾人，打败了光头CEO，最后成功地诱骗杀母女医生产下一子后，死了！”如果还想再深入些的话，我以一个影迷的角度来概括：《越狱》第一季是一部加长版的《肖申克的救赎》，第二季是地理知识普及版的《亡命天涯》，第三季是巴拿马版的《监狱风云》，第四季则是乱七八糟的《十一罗汉》；此外，还可以有一种介绍方式，不讲故事不讲细节：《越狱》——就是温特沃斯·米勒。当然，他没有变肥之前更令人垂涎欲滴一些。

男主角米勒始终是《越狱》的关注所在，他不仅获得了第63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类男主角的提名，更被国内的粉丝们亲热地称为“米帅”、“小温”，将他推上“美剧第一红人”的王座。看看这些记录：2006年，一张中国女孩在法国与他偶遇的合影被网友们疯狂地转载；2007年6月23日，电影频道在15：00播出一部英国二流电影《恐龙帝国》，却有很多网友预告并准时收看，只因为“米帅”是片中的配角；2008年春，一则“性保健广告”侵权使用米勒的照片，被媒体曝光遭众人强力谴责；2008年秋，米勒代言中国某服装品牌，一趟中国之旅引起了万人空巷，受关注程度不亚于一位好莱坞巨星；到了09年春，在中国某汽车广告中，在李咏的《咏乐汇》中，在《鲁豫有约》中，在玛丽亚·凯莉多年前的MV中，只要有米勒的身影就一定会被人翻出来。

米勒式花痴，是“少女＋熟女”迷恋男色内涵的一次自觉提升，也契合了一个普通人如何走向成功的艰辛血泪史。出演《越狱》前，米勒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有过500多次面试失败的经历，在光鲜亮丽的好莱坞足足跑了十年龙套，最潦倒的时候只能以典当家具抵房租。出演《越狱》后，美国《娱乐周刊》评论道：“《越狱》是米勒的个人秀。他那柔和的声音、奔跑时潇洒的姿态，都让人过目难忘。”他那副棱角分明的帅气脸庞，那份智商过高、意志坚忍、心思缜密的刻划，让冷静的行动与炙热的期盼交织上演，让人爱恨纠葛，不能自已。

如果“迈克尔”是《越狱》中善的一面，那么T-Bag就是《越狱》中恶的极致。如果说，《越狱》里其他角色都还是“人”的话，T-Bag可能就是唯一的“兽”。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坏事不做好事。T-Bag——恋童癖、同性恋、强奸犯、诈骗犯、告密者、反骨仔、变态杀人犯——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犯罪人”，其出现的原因完全是由于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从一生出来，T-Bag就是注定要堕落的。T-Bag是这套剧中最凸显的一个反角，无数人物登场后又离去，他却苟活到最后，这既靠编剧对角色的塑造，更得益于T-Bag演员本身卖力的演出和超强的演技。在罪恶的极致他又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一个天才的犯罪艺术家，他誓死希望拥有一份真正的爱。在“越狱”讨论区，能和米勒平起平坐的人物只有T-Bag，网友们戏称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物，因为不管是谁伤害了他，甚至把他推向深渊，他都能靠着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毅力冲出困境。《越狱》中的T-Bag是当下所有美剧中特殊到极致的一个疯子，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魔鬼，也是一个被放大了的悲剧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恶到极致的人，仍然靠其强大的生命力赢得了无数中国FANS的追捧和迷恋。

《越狱》第一季末，逃出生天的n位老大，即将面临跨国大逃亡的命运。

直到第二季末尾，他们再度被投入监狱。难怪有网友提议，不如把剧名改为“我和监狱有个约会”。

我以一个影迷的角度来概括：《越狱》第一季是一部加长版的《肖申克的救赎》，第二季是地理知识普及版的《亡命天涯》，第三季是巴拿马版的《监狱风云》，第四季则是乱七八糟的《十一罗汉》。

“中国式越狱”的养成

在中国，曾经有一个看《六人行》和《欲望城市》是学英语和看时装的代名词的时代。正是从《越狱》开始，中国人追看美剧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赋予了一部分思路迅捷、喜欢和剧本叫劲、向往时尚生活的人以特权，让他们去享受一种独特的“美剧”生活。迄今为止，这个群体的特征是有英语基础，会使用网络，年龄在二三十岁并有年轻化的趋向，多数是小白领。

比之韩剧和日剧，美剧的优势是节奏紧凑、剧本精良，幽默风趣，剧情跌宕起伏，而且题材涉及也比较广泛，从同性恋到殡仪馆人员，可以窥探各种人群的生活。美国电视剧在题材选取上采取两极化策略：一极是表现日常小人物、最大程度地贴近平民生活；另一极表现非常态环境中的英雄人物、以间离手段营造神秘和刺激。《越狱》的成功所仰仗的正是惊为天人的主演，精巧刺激的剧情和灵光乍现的创意。这三点，也成为后继剧目受中国观众一再追看的核心所在。

从启蒙的《成长的烦恼》到转折性的《越狱》再到最新《夺命岛》，美剧是好莱坞电影在电视荧屏上的延伸，它的产业运作完全是一种工业化模式。看美剧的高境界在于“追看”——在美国，大部分电视剧都是每周一集，这也造成了中国观众必须及时更新自己的下载工具，以便第一时间拿到新鲜出炉的剧目，一周接着一周的追踪观看。正因为每周一集，就要求每集的质量必须非常高，这与内地电视剧的单一、缺乏创新、水分太多相比，美剧成了提升内地电视剧水准的活教材。法国《电影手册》说，在工业化的电影制造领域，美国电视剧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好莱坞的大多数电影。

正是因为美剧成了提升内地电视剧水准的活教材，所以在大陆原创剧本的范畴之外，某些已经成功的美剧被中国电视剧界“拿来”，用中国本土的演员阵容，用中国本土的语言风格，甚至于用中国本土的营销模式，来“翻拍”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从而让电视剧这种“消费品”再度发挥它的商业价值。

“翻拍”是电视剧制作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手段，有利于节约成本，同时也可以借原版提高人气。翻拍有时候等同于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这并非不可，但人物、故事都采取“拿来主义”，则是一种盲目模仿与抄袭，换句话说，就是被“山寨”了。《越狱》的走红催生了2007年的《远东第一监狱》，同样，《迷失》催生了《末路天堂》，《24小时》催生了《危情24小时》，《绝望主妇》催生了《美丽主妇》。可惜，这些本土化的好剧本，谁看谁后悔。归根结底，美剧的中国本土化还是要与国情相结合，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爱我家》，它其实与美国剧极为类似，其中的掌声、笑声、转场音乐都如出一辙。但《我爱我家》在创作中注意了与中国文化和现实的契合，其中的笑料、卖点都是中国的，是新的，因此经久不衰。

谋事在编剧，成事在字幕组

与“美剧迷”日益壮大相呼应，美剧论坛日渐气候，但真正的“幕后英雄”——字幕组更值得我们尊敬。第一个报道字幕组的是《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打破文化屏蔽的中国字幕组》的文章被专栏作者连岳转载进博客，立即引来跟帖无数。字幕组既不收费，也不以赢利为目的，这虽然与中国法律打了一个擦边球，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中国的美剧粉丝们从此过上了“天涯共此时”的日子。

字幕组现象的兴起，与《越狱》密不可分。从这部剧开始，网友有了去下载“追看”的冲动，也就有了选择好版本字幕的倾向，更有了对不同字幕组出品的信任。字幕组成员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根本没有收入，他们几乎是凭着热情来为人民服务，除了一个很重要的收益就是字幕组的内部FTP账号，拥有FTP账号就意味着可以看到所有的最新美剧。当然，对FTP账号的竞争相当激烈，你必须翻译得又好又快才是前提。

字幕组现象符合网络自由原则，他们一般在拼两样东西，一是拼时间，抢在第一时间把中文字幕发布出来。以《越狱》字幕组“伊甸园”为例，组员从接收、传输、配轴、翻译、校对到发布，从上午9点30分到当天下午16点零2分发布，期间所经历的6个半小时堪称“生死时速”。为什么要拼时间，原因很简单，伊甸园的字幕发布后被下载了1万多次，而3个小时后另外一个字幕组的下载量不足它的1/10。其次拼的是翻译好坏，这不仅体现在准确度和时效性上，更体现在字里行间译者流露的感情。最难之处在于对谚语和俚语的理解，例如《越狱》里的“准备的作用是有限的”（Preparation can only take you so far）这句被译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中国味的融合与语言的锤炼，正是各家字幕组的风评指标。

姑且不论字幕组工作的合法性，至少他们被网友看做是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者。从看《越狱》开始，有了字幕组的适时注释，观亗学到了许多知识，从时尚搭配到生化医学、从美国地理到FBI的工作流程，甚至包括语言学实战。这个现象跳脱了大众传播的范畴，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学的交换理论，社会交换与内在奖赏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认定的“价值”和“成功”。

美剧结尾学：小心！结尾就在你身边

美国媒体很“无聊”，他们在《越狱》大结局前已经掌握了剧情，但是就不直接告诉你，而是给出了十大猜想。好一个爆料！这下子论坛上可热闹了，各种“对号入座”的猜想纷纷出炉。最终，在我们看到的结局戏中，迈克尔死了，十大猜想全部说中，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宿。剧迷们很满意，开始写下纪念《越狱》的文字，当然，大多数作者都在怀旧、花痴与俗套间徘徊。

其实在《越狱》第三季的时候，因为遭遇了美国编剧大罢工和收视率下滑，那一季的第13集原本就是大结局。但是，仓促的叙事让结尾成为“一朵玫瑰和一把枪，迈克尔走上复仇之路”，这令受众心理得不到纾解，于是怨声载道。此刻不妨再比较一下，观众会更觉得第四季结局的好：幸存的人来到迈克尔的墓前，苏克雷将自己的吻轻轻的印在了墓碑上，没有言语，没有眼泪，没有下雨，没有黑伞，爷们之间的友情岁月都凿刻在记忆中。其实，这两季中都有人相继死去，但很明显地，第四季的结局就不会令大多数人感到悲伤，这是因为有孩子的出现——迈克尔和莎拉的孩子。太阳底下，生活在继续，孩子是永恒生命的象征，这个结局方法和《静静的顿河》如出一辙。

我们在这里感叹《越狱》结尾的合乎人情，其实这不过是编剧的一种技巧而已。美剧的核心就是编剧，一部电视剧的编剧往往都是团队作业，分纵向、横向好几个层次来创作剧本，好像造房子一样，一层层地垒搭上去。《越狱》的成功首先是编剧细节上的成功，他们往一个普通的警匪故事主干上倾注了大量细枝末节以完备其悬念。诸多细节比如迈克尔的文身、破墙的胡克定律、D.B.Cooper劫机的真实案例等等，这里面涉及了美术、地理、几何、化学等诸多学科常识，甚至还有建筑学、符号学、密码学、侦破学、心理学等高端的理论，其运用之圆熟、设计之精妙、应变之灵活令人叹为观止。

在《越狱》大结局的前后时间，其实也是美国各大电视台结束当季剧目的时间点，以便空出时间给暑期档大片、选秀节目和球赛决战季。在这一批结尾风潮中，因为《越狱》第四季的21、22集（一季美剧的结尾一般两集连播）是最终大结局，不同于其他剧目只是当季的结束曲，所以备受网友议论。对剧集走向的猜测，一直以来都是“越狱”迷们在论坛上最爱做的事情，这种习惯对其他美剧也同样适用。我们知道，结尾的设置都是编剧说了算，好比中国电视剧的大结局都是早就定好的，但在美剧的制作流程中，由于受到制作周期、舆论互动、商业利益和演员合同的诸多影响，结尾是自由的、公众的，甚至是出尔反尔的。从参与结尾讨论和阐发结局猜想的剧迷角度来看，怎样结尾其实并不重要，享受这个猜想的过程才更加有趣。

从《越狱》结局时间点拉一条横向的轴，一批最红的美剧如《迷失》、《绝望主妇》、《24》、《CSI》、《实习医生格雷》、《犯罪心理》等等都在结尾，如果可以把这个现象定义为“结尾学”，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很有效率的美式编剧法。编剧技巧中有一个“钩子原理”。顾名思义，就是在结尾故意留下一个悬念，这个悬念要寻找合适的时机，但这个时机可以硬造。一季美剧的结尾就是这样的大“钩子”，让你寻死觅活地想看下一季，这和著名的“欧·亨利式结尾”在突兀感基本一致。美剧的商业化程度极高，如何设置结尾无非是商业盈利、演员去留、覆水难收、玩弄观众、秘密与谎言等因素左右。《实习医生格雷》属于演员去留式的结尾，《犯罪心理》属于玩弄观众式，《绝望主妇》属于秘密与谎言式，而《迷失》属于覆水难收式——上一季让岛消失，这一季让岛被氢弹炸掉——管不了太多，先扯个弥天大谎再说。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中的最后一段就是个“结尾学”的段子，金士杰说了一副对联：“如果你不去想结尾，结尾很快就会来。如果你老在想结尾，结尾也不会不来。”

个中原因，尽在横批，而这横批，就是本文的题目。（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木子美：爱上年长的女人	看美剧，学英语	美剧gossip girl经典台词	美剧《Nikita》插曲整理	十大最受欢迎的美剧排行
无觅

但女儿对父亲的影响似乎远不止这每一次的宠爱。

研究表明，一个父亲有越多的女儿，他会更左倾。

一项研究提出，女儿对父亲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能改变父亲的政治观点。

爸爸的女儿们：布拉德·皮特和他三个女儿中的扎哈拉和希洛就是一个例子，证明女儿是如何使父亲更左倾的。

与男性相比，女性会更喜欢工党或者自由党的政策，比如高赋税、像国民健康保险制度那样的基金规定。

她们往往比男性挣得少，所以不会像男性那样受到高赋税政策的沉重打击。

一个父亲有越多的女儿，他就会逐渐被周围更多的左翼观点说服。

这项由沃里克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教授和约克大学的Nattavudh Powdthavee博士完成的研究还发现，一个母亲有越多的儿子，她就会更右倾。

研究者还提出，知名左翼政客和名人的信仰原因都可归结为家里的女儿多。

已故的前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有三个女儿。

同样的，切丽·布莱尔的父亲托尼·布斯是BBC电视剧《至死不离》的主演。他是工党著名的坚定支持者，有八个女儿。

在一篇已经投稿到经济学杂志还未刊登出来的文章里，研究者写道：“本文提供了证据表明，女儿使人更左倾；相反，儿子使人更右倾。”

奥斯瓦尔德教授认为：“父亲有了女儿以后，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变得对女性想做更多公益的愿望更加赞同。”

向女儿们学习：1992年，前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和妻子伊丽莎白以及女儿们（从左起）凯瑟琳、简和莎拉。

“他们变得更左倾。同样的，有儿子的母亲变得赞同男性的立场：低赋税和更少的公益活动。”

“人们很难意识到潜在的情感与作出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

“子女们铸造了他们的父母。这很科学，因为父母们不能控制生男生女。”

“我们有记录证明，有女儿会使人更赞同左翼政党。”

“相反，生下儿子似乎使人更可能投票给右翼政党。”

他们发现，在有二到四个孩子并把票投给工党或自由民主党的父母中，平均每户女儿的数量比儿子的数量多。

这项研究在美国最近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证实：有女儿的国会议员更支持性别平等的政策。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丽贝卡·华纳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俄博亚·华盛顿研究了政客们有子女前后的投票记录。

研究者认为，父母们明白他们的女儿会面对的那些潜在困难，所以开始同情她们。

在成为父亲的很久之前，布拉德·皮特曾恸哭着说出想要女儿的心愿。

这位男演员当时正和珍妮弗·安妮斯顿交往。他在美国一个电视节目中说：“是的，在我的心里有个家。珍妮弗和我计划着要女儿。她们紧紧地抱着我，牵动着我的心。”

洛基系列电影明星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承认，1996年女儿索菲亚出生后，他改变了戏路，选择了更有情感的角色。

他说：“女儿的出生暗示了我应该走的道路。我想要回到更有情感的电影中。”（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父亲写给女儿的信系列：左小祖咒篇	女儿和父亲令人喷饭的对话	父亲写给女儿的信系列：刘仪伟篇	人为什么会流鼻涕	爱情婚姻里，为什么你会选错人？
无觅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众多中国影迷来说，贾樟柯的名字已不仅仅是一个导演的符号，他是新时期某种电影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的四部剧情长片展示了当代中国电影十分罕见的真实品质，他对当下社会的直面记录、对底层人物细腻而贴切的描绘，以及平静从容的叙事，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抚慰，还有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共鸣。

大约是1998年夏天，我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地下报告厅第一次看到贾樟柯的电影。那是深圳“缘影会”组织的一次观映活动，我去时电影已开始，确切地说放的是录像投影。小小的银幕上就见一个形容萎靡的小镇青年在街上荡来荡去，这就是电影江湖上名闻遐迩的《小武》。录像实在是粗糙，且时有断续，小小的报告厅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空调未开，燥热而憋闷。但那电影仍然令人惊讶和欣喜。一个名叫小武的戴着黑框眼镜的小偷，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大大的西装，身子似乎总在摇晃，头也总是歪斜着，这个枯燥无趣的人喜欢在澡堂里练习卡拉OK，还百无聊赖地陪三陪女压马路，最后他被警察抓住了，在押送他时，因为要回复传呼，警察就把小武顺手铐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观众在看电影，电影中的小偷在看围观的人们，围观的人们和小武以及电影观众在彼此打量中电影戛然而止。影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动声色的诠释如此的细致准确，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罕见甚至是空前的。在饱受那些粉饰现实矫揉造作的伪真诚电影的磨难之后，《小武》堪称非同凡响。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小武去看望生病的歌舞女梅梅，在梅梅的宿舍两人并肩坐在床上。小武让她唱歌，梅梅就为他唱起王菲的《天空》，当唱到“我的天空为什么总是阴着脸……”时，梅梅垂下头有些哽咽，唱不下去了。看到这里，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小武》让我想到意大利名导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同样是直面人生，同样关注底层，同样是极其从容、朴素的写实。但《小武》又绝对很中国，很乡土，甚至很残酷。

2000年的早春时节，我在北京采访首届独立映像节，在那个被迫草草结束的傍晚，主办者私下通知了部分记者去某个很隐蔽的放映场所，去看贾樟柯的第二部剧情长片《站台》，我因事没在通知现场，错过了难得的观看机会，据说那天的放映效果极差，片中人物全说一口山西话，而字幕却是法文，贾樟柯只得在现场充当同期声的普通话翻译，贾樟柯自己说他很后悔那次放映。我想自己失去那次看片也许是件好事，后来，我在深圳家中看了法国出版的该片DVD，应该说，这是我所见过最优秀的中国影片之一，它以一种暗喻的方式复活了一代人成长的迷惘。“站台”的意象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小县城的一群年轻的文工团员走穴的漂流青春，影片本身也颇似一个站台，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的站台。可以说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流行文化符号都一一在“站台”上展示。在像纪录片一样自然逼真的呈现里，让人不无怀念地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青春，有些酸涩，有些快乐，有些孤独，更多的是躁动、困惑、感伤和无奈。《站台》充分显示了贾樟柯作为电影大家的行云流水的从容和鞭辟入里的深刻。我在自己的电影随笔集《与电影一起私奔》里，专有一篇《长长的铁轨》表达了对该片的激赏。

和《站台》比起来，贾樟柯的第三部长片《任逍遥》没有让我体验到更大的惊喜，这部影片显得有些圆润。仍然是山西背景，仍然是以歌曲的名字来命名，两名十九岁的大同失业工人子弟在潦倒的生活状态下，试图用假炸药包抢劫银行而未遂的故事。影片通过两个少年，一个矿区野模特，一个大学落榜女孩，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等人的关系，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年轻一代内心的慌张和荒凉。我觉得内容稍嫌单薄。

2004年1月，我第一次见到贾樟柯，是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参加他第四部长片《世界》开拍的新闻发布会。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小，面色有些苍白，谦和淡定，谈吐儒雅而口气坚决，就像江湖上那些常见的“人小鬼大”的“老大”一样。我惊讶于这个1970年出生的当代中国年轻的著名导演的沉稳与老练。同年7月，《世界》作为唯一一部入围的中国影片参赛第六十一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这中间我又几次与他在深圳进行晤谈。

《世界》放映后曾遭遇两极评论，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部极具天才的电影构思，贾樟柯已跃升到更高层面来认识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环境，将真实与虚拟的世界作了意味深长的观照和诠释，虽然该片的表现手法让习惯了好莱坞甜腻影像的观众尚嫌压抑，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所达到的深刻现实意义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有人说，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乡镇，我想这并非溢美之词，事实上，他不仅为我们展现了独特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乡镇(即使是以都市为背景的《世界》，也让我们看到大都市骨子里的乡镇气息)，他更以对小地方小人物的准确把握，让我们窥见了全球背景下的大中国。观看他的影片，我每每惊叹于他对细节的捕捉，对道具的深入开发和运用，更重要的是他对世态人情平静而高超的体察，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匠心。他在表达上体现出的既不媚俗又不媚雅的大家风范，让我想到我最喜爱的另外两位东方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

与贾樟柯相约的这次访谈最初是在2005年的6月，但因他临时去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参加电影节或商谈合作事宜而几次未能践约，中间他还穿梭在北京和四川数月，拍摄完成了他的第五部剧情长片《三峡好人》。2005年12月11日的中午十一点，我们才终于在深圳的海景酒店坐下来。这天他是凌晨三点从香港赶到深圳，下午六点他将飞赴上海，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谈话时间。在酒店向阳的客房里，贾樟柯靠着床沿坐在地毯上，我坐在窗前的摇椅里，冬日的暖阳洒在他的脸上，随着窗纱的飘动斑斑驳驳变幻，桌上有茶和咖啡，但贾樟柯没有喝，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他说不吃，吃了会犯困。在差不多四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只是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

沉迷电影学会打架

王樽：我注意到，在你选择的“我所喜欢的十部影片”里，多是比较老的艺术片，它们的美学特点比较一致，对你的影响应是成为电影人之后，而不是青少年成长时期的贾樟柯，它们和你最早的电影启蒙应该是不同的。

贾樟柯：是有所不同。我最早接触到拍电影的概念，其实是一部我没有看过的电影，那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这部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父亲当时看过那个电影，而且他还看过那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大概是五十年代，我父亲那时还是个中学生，摄制组就在我们老家拍。因为马烽算是半个汾阳人，他的很多作品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后来的《扑不灭的火焰》、《泪痕》这些都是在汾阳拍的。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岁，1977、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记得父亲总是下班特别晚，晚上总要开一些批斗会、清查会，父亲回来得再晚，我们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饭，他总讲他骑自行车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电影的情况。他非常兴奋，那时候夜里总停电，借着炉火，我可以看到他脸上兴奋的光彩。

王樽：你父亲当时多大岁数?做什么工作?

贾樟柯：大概四十岁左右，在中学里教语文。他给我讲述拍电影的场面，让我首先对这个职业非常尊敬，因为我觉得我父亲都那么尊敬拍电影的，所以我也特别的尊敬。直到现在，我做了这个职业之后，隐隐约约的，总记得父亲谈起这个职业的样子。

王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曾名噪一时，又是表现你家乡的生活，你一直都没有看过?

贾樟柯：没有看过，但想象过。基本上就跟当时看到其他任何一部电影一样，人们都整齐划一，都有理想，都愿意牺牲，总之就是好人好事。

王樽：那时候，书基本没得读，娱乐更是空白，可怜的几部电影就是逃避现实的最好选择。你最早完整看过的电影是哪部?印象最深的是哪类电影?

贾樟柯：最早的电影记忆是《平原游击队》，里面李向阳手执双枪、骑着马冲过村庄的情景。但印象最深，且对我的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是香港的商业电影。

那时正值青春期，我特别爱看电影，基本上从初一到高三，六年时间里，大约是从1984年开始，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录像厅里。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汾阳开始有录像厅，里面有录像机。那个县城非常小，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我们都要骑自行车经过长途汽车站，只要看到长途汽车站有南方打扮的人，一般是江浙、温州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山西还没有流行男人爆炸的那种鬈发，南方人是那样打扮，拎一个黑皮箱，从车站里面出来，一看我就知道有新片子来了，他们有地下的交易渠道，我想应该是走私进来的，黑箱子里面装着录像带。到了晚上去录像馆的时候，果然就看到了新片子，这样的状态整整持续了六年。

王樽：那时的中国电影也处在复兴勃发时期，为何很少去电影院呢?

贾樟柯：录像厅里面的银幕世界太吸引人，电影院就不行，因为录像厅里面首先有很多动作片、港台片。

整整六年都看这种电影，后来我跟余力为聊天，我说我比你看过的港产片多多了，他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些港产片。关于“少林寺”不下一百部，关于“吕四娘”不下一百部，关于“马永贞”不下一百部。六年的录像馆生涯很难说哪部电影特别喜欢，因为完全是处于一种生理性的观赏，正好配合青春期的躁动，也伴随了港产电影发展的过程。

王樽：那时把青少年犯罪、打架斗殴等社会不良影响都归结到港产录像片。

贾樟柯：是啊，我们都是不良港产录像片的“受害者”。当时，我一看就非常激动，比如说看了吴宇森以前的《英雄本色》，也有胡金铨的、张彻的电影，到后来徐克的电影也都看过，特别完整。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馆在马路上就找同龄人，肩膀一撞，非要打架。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但是武术是需要从扎马步、踢腿开始练起的，练了快一年就烦了，说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想起来挺荒诞。

王樽：很多人看了《少林寺》就离家出走闯江湖去了。

贾樟柯：我们有很多同学都曾经离家投奔少林寺，半路上被父母截回来，结果，就变成县里面的传奇。

王樽：你当时有没有萌生去少林寺的念头?

贾樟柯：我还是比较理性吧，不想离开老家，因为老家有那么多的朋友、亲戚，出去怎么办啊?!

王樽：看完录像就找茬打架，你那么瘦小能打赢吗?

贾樟柯：打赢打不赢都打。没有任何的理由、原因，看了以后就是热血沸腾，那里面暴力的因子比较活跃。后来我在《站台》里拍过一个情节，两个小伙子从录像馆出来了，两人碰面一对眼，这人说，你为什么看我?那个人就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另外一个人说，因为我看你觉得你长得不好看。于是，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战斗故事，拍得不好，后来被我剪掉了。

港产片的伦理影响

王樽：人们说到贾樟柯一般都想到很文艺，甚至很小资，而说到香港电影，尤其是八十年代期间的那些打打杀杀的商业港产片都把它作为低级趣味的代表，两者是这样不同，你怎样看待自己身上的这种电影构成?

贾樟柯：人们看电影一般都只是消遣，我觉得港产片另外一种气氛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是比较大的，它跟当时所谓革命的文艺完全不一样，非常的江湖。我觉得，有一部分我们不太了解的中国是从武侠小说和武侠片中了解到的，所谓忠、孝、节、义，古人的伦理，那时候还被批评成糟粕，不管怎么样，这一套伦理系统很多是从武侠小说、港产片里面了解到的，因为没有人教我们这些知识。

那时的文化已经彻底荒废，好一点的家庭，家里有本《水浒传》也是供批判使用，没有任何书籍。我父亲是老师，家里还有养兔子的书、治沙眼的书，后来我问我父亲，我说家里怎么还有养兔子的书，我父亲说做老师的要学养兔子。

我为什么那么饱满的看港产电影，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文化，我从来不轻视这一部分经验，以及它对我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樽：一般说来，人们很难把你的电影与香港商业电影联系起来，在你的创作中哪些港产片对你产生了具体影响?

贾樟柯：可能就是因为有大量观看港产片的经验，到了我拍电影时有意无意地有所运用。比如《小武》，他其实就是一个江湖人士。所谓江湖人士就是跟体制有一定距离，包括我刚刚新拍的《三峡好人》，整个框架模型就是武侠片的。故事有两个线索，有个矿工，十六年前花钱买了一个老婆，第二年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之后，公安就解救了这个被拐卖的妇女，然后妇女就带着小孩回四川了，这十六年里矿工从来没有去看过自己的孩子，十六年后，他孤身一人拎个包，踏过千山万水去找这个女人，然后，两个人就决定复合。这个女人也没有嫁人，就跟着一个船老大跑船，船老大也没有女人，很尴尬一个角色。最后，他们俩就决定结婚，他们的孩子去东莞打工了。

另外一个线索是赵涛演的护士，她的丈夫在三峡地区工作，后来，音信杳然，两三年也没有回家，在这些过程里面，她明白自己的丈夫在干什么，事实上，她的丈夫在另一个地方已经结婚扎根了。她就千里迢迢去奉节找他，最后她跟她丈夫面对面的时候，两个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船马上要开走了。她跟她丈夫说：“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咱们离婚吧。”然后就坐船走了。整个故事就是讲两个不同的人千里迢迢去解决感情上的问题，武侠片就是拿一把剑去解决仇恨的问题，而在我的片子里是解决感情、爱情的问题。

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借鉴武侠片的叙事模式。但是写完之后，自己读完大纲，心说这不就是武侠片吗!特别是奉节地区，本身就是江湖码头，充满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氛围。我想，这都是大批港产电影对我潜在的影响。

拍《三峡好人》让我想得特别多，很难讲，六年里面那么多的港产电影有多少是我真喜欢的，当然，《喋血双雄》、《英雄本色》我还是特别喜欢；现在的杜琪峰我也很喜欢，像《枪火》、《黑社会》，他一方面让香港电影美学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向上的本土性，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我没有去热爱这些电影，六年里面，这一大批电影，对我日后做导演的创作准备还是有很大影响。我觉得很难回避，讲我拍电影、认识电影的过程很难回避这一段经历。

王樽：一个人早年入迷的电影往往会形成心理情结，李安、张艺谋后来拍武侠片，并不全是为商业，很大程度上是圆自己早年的武侠梦。如果有机会，会不会去拍一部港产类警匪片?

贾樟柯：我还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现在情感世界里面还没有强烈的欲望，当然我迟早会拍，因为每个人都会阶段性的拍电影。我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还不太适合拍。

电影的可能，生活的可能

王樽：你曾说自己心智开化得特别晚，而这跟多数观众看你的观点正好相反。两年前我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采访侯孝贤，他对你特别称赞，觉得在你们这拨导演里，你已经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都觉得你很早慧，是少年老成的典型。

贾樟柯：我确实觉得自己成长得比较晚，心智开化得特别迟。一般人十七八岁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而我二十一岁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王樽：那时好多年轻人混混沌沌混日子，当时有种命名叫迷惘的一代。

贾樟柯：好像是。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我就不想读书了。想去找个工作，那时候县城里的孩子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当兵，当兵你就可以出去看一看，很多同学去秦皇岛当兵，退役后找个工作，也就所谓锻炼了一下。然后，该结婚的结婚，该有小孩就有小孩，就这么过下去。还有一条路是上大学，走科举这条路。我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去上大学，可能因为身体条件吧，我又讨厌当兵，觉得万一当了兵，我肯定干不好，因为我非常瘦小，怎么能够出类拔萃呢?

那时候也有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建行突然要扩招，我母亲在的糖烟酒公司也有一个机会。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想找个工作干，不想读书了。现在回想起来，不能说我父亲救了我，但是他改变了我，他让我干了一件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读书。我得感谢他，当时太危险了，如果当时我没有读书，生活就完全改变了，也没有了后来的这么多事情。

我父亲说，大学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一定要上大学!我说，我学习不好怎么能考上大学，补五年也不行，我们那儿有个胖子补了八年也没有考上。我父亲说，实在不行你去学美术吧。考美术院校文化课的要求低，特别是不考数学，数学我就没及格过。我估计，父亲之所以想让我学美术，是因为我们县里面有个画画的传统。很多孩子考了美术院校就考走了，所以，家长就看到了一条路，考美术也可以念大学。

我父亲跟我讲去学画，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知道学画得去太原，汾阳学不了。那些适合美术考试、美术教育的培训班都在太原，我父亲就说你去山西大学美术系培训班吧，这样你考山大就可以了。我听了父亲这么讲，就答应去学。到了第二年，1991年的9、10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了太原。

王樽：这时的你已经二十一岁了，在太原找到人生目标?

贾樟柯：是的。那年我还在太原学美术，看到了电影《黄土地》。不是特意去看，纯粹是百无聊赖的一次偶然。那时没有双休日，有个星期六，我约了一个老乡出去玩，那时候没有传呼，更没有手机，我约了个老乡去逛商店，我就在商店外面等他，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还没有来。因为等不到就认为他有事，我就走了。我又没电话，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就自己瞎溜达，这时候看到了一个电影院，叫公路电影院，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俱乐部，它在南郊，山西大学旁边，很偏僻，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周边的学生。上面写着《黄土地》，一看就是那种不好看的电影，不像《蓝盾保险箱》、《险恶江湖逍遥剑》啊那样吸引人。但是没事干，票价又很便宜(我记得是一两块钱、还是几毛钱忘了)就买票进去了，进去以后，差不多看了十分钟，整个感情就被完全打开了。

电影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在挑水，我看着那个女孩从河里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个环境太熟悉了，故事虽然不熟悉，对民歌和八路军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强烈，但是那土地上的人、腰鼓、油灯底下一家人坐在屋里沉默不语，那就完全是我经历过的生活。我母亲一家都是农民，母亲因为学习比较好就跟我父亲结婚在县城里生活，但是我二姨、大姨都很早就出嫁，就在家里呆着，跟《黄土地》的生活一模一样，推门见山，一片坡地。我每年的农忙时节都要到地里做农活，正是麦收的时候，所有人都帮着亲戚割麦子，怕下雨，所谓龙口夺粮。割麦、劳作，这些劳作的经验也是我比较小的时候，记忆里面特别重要的。

后来，我看了很多诗歌讴歌劳动，我就特别讨厌。我觉得劳动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当然从造型上看是光着膀子流着汗，很有生命力。但对劳动者本人来说是挺痛苦的，他们为什么晚上回到家不说话，因为太累了，吃完饭就呆着、歇着了，想想明天的事。我看到电影里翠巧她爸，觉得像看到我姨夫一样，脸、衣服，所有的一切都一样。

这次观看经历为什么这么强烈，对我来说，不单是我看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一部电影的可能性。以前，我对电影的认识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港产电影，打、杀，一部分是延续“文革”的，包括《血总是热的》那样反映改革的电影。从来不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拍，把你心里面的感情勾出来，我一下子就蒙了。

一方面是蒙了，再一个就是突然醒了，这个东西太好了，还能这样拍，还有这样的电影。

最关键的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理想。我从小没有什么理想，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特别是在自己的职业设计上，我只是想找个饭碗有一口饭吃就行。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自己就开始有了一个方向，就是当导演挺好、拍电影挺好，是电影让我选择了一个职业，也打开了一个窗户。

王樽：看完电影后你去做了些什么?

贾樟柯：看完电影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段落和元素，在那个时候的认识程度里，它让我怀疑我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熟悉。比如，在黄土地上，那么多人在打腰鼓，那个腰鼓我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打，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腰鼓本身在银幕上会有另外一种感受。今天说起来像生命力的勃发，也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快感，说什么都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那时候让我觉得那么熟悉的腰鼓，原来也可以这么打，可以在野地里面打，可以产生那么多的尘土，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好像把人心里面的东西讲了出来，很多时刻，包括一个人静默地坐在那儿不说话的时刻，把他拍下来，夜晚灯光非常的暗，你隐隐约约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你知道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日子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对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我觉得，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影响人的电影，都给人提供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就是，在最熟悉的区域里、最熟悉的人群里，拍出一种陌生感，这就是一种新的角度、新的处理方法，领风气之先的、开创性的电影都有这种感觉。

《黄土地》就是一部这样的电影。山西也是民歌大省，以前每天都在听民歌，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电影里面的女孩子，瘦小的身体在黄河边挑水，当民歌响起来的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

看完电影出来后，突然就开始变得有事干了，我想当导演。过了几天，越想越要当导演，那时候，电影怎么拍我根本不知道。

王樽：这样一次重要的选择，要不要和人商量?

贾樟柯：我这个人有很多事情都没有跟父亲讲过，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我想一定要告诉父亲，那时候，我就把自己想当导演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我当时在太原打电话给他，说我发生了一个事。我爸说，你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我想当导演，不想学美术了。父亲停了一下说，当导演挺好的。然后我就去上课了，下午我正画画的时候，我父亲就来了，风尘仆仆赶到了太原，一看我在画画，放了点心，就到了我住的房子里。我爸问你怎么了，我说我看了部电影《黄土地》，不想学美术了，我也问了我的同学，电影学院考上以后可以慢慢当上导演。我父亲特别生气，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你知道电影在民间是被神秘得一塌糊涂的艺术，它跟普通家庭的市民离得太远了，对于一个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售货员的小县城家庭来说，电影被神秘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父亲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发病，脑子进水了。我父亲说，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来的。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服他，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般人。我跟我父亲说，电影挺有意思，以前我喜欢文学，当时也发表了一两篇小说，再加上我学画画，这么一综合不就是电影吗!我父亲这时也觉得我说得有点道理，他是个特别开放的人，他给我了自由去尝试，我母亲也是。在1991年的时候，对山西县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个很大的事，我父亲和母亲开会研究，我母亲说，孩子还小，就让他试试，行不行折腾几年就知道了。

父亲的记忆

王樽：现在你已经是著名导演了，你父亲对你拍的电影有没有进行过交流?

贾樟柯：很少，我父亲一般回避这个话题。《站台》拍完之后，在片头上我就写了“献给我的父亲”，我也把DVD拿给他看了，但是看完之后他并没有发言，也没有做评论。

王樽：你会不会觉得他不太喜欢。

贾樟柯：我倒不觉得他不太喜欢，我相信他的心里和我的内心有一个共鸣。比方我跟我父亲说我要拍《刺青时代》，根据苏童小说改编，讲1975年流氓的故事。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后，我父亲突然跟我讲，说“文革”前抓“右派”的时候，他们学校是怎么抓的：学校有个操场，操场里面有个主席台，所有的教师站在主席台上，大家互相推，谁被推下去谁就是“右派”。这就完全变成了体力竞技，像游戏一样，非常残酷。我觉得我父亲跟我聊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是恐慌的，因为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工作。他当时特别瘦小，力气也没有别人大，人家都是二十七八、三十五六岁的壮年，他很有可能被推下去，一旦被推下去，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讲了之后我就更增加了决心，我觉得应该把这部电影拍出来。因为这些东西随着当事人逐渐淡出，如果不能拍出来，一些最直接的感觉和记忆便没有了。你提供一些数字说“文革”有多少人受害、二战有多少人受害、“9·11”有多少人受害、伊拉克战争又有多少人受害，这个数字对我们而言已经非常麻木了，人已经对这些数字麻木了，没有了实感。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个人的角度非常准确的回忆刻骨铭心的记忆的时候，人们才能进入灾难本身，就是说体谅他、感同身受这个灾难是什么样子。

王樽：田壮壮在《蓝风筝》里，也讲到确认“右派”的荒谬，说一个人上厕所去了，大家都僵持不下，不知道决定让谁当“右派”，等到上厕所的人回来以后，他已经成了“右派”。这个细节也是真事。

贾樟柯：可是，后来的人越来越觉得它像天方夜谭。我父亲讲到的从台上往下推人的细节，既非常的荒谬，同时又残酷、不负责任。

王樽：这个细节你会放到自己电影里面吗?

贾樟柯：可能会放到《刺青时代》里。

王樽：你父亲有没有被打成“右派”?

贾樟柯：没有，但非常危险，他当时跟我一样，很瘦小，很容易被推下去。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你可以想象，一个县城里卑微的教师，在那动荡年代如履薄冰的生活。

与新现实主义的结缘

王樽：在你放弃学美术准备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国内关于电影方面的图书少得可怜。

贾樟柯：是啊。为了对付电影知识的考试，我骑自行车走遍了所有太原的书店图书室，最后买了一本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美学概论》，里面大概有十几页是关于电影的知识，然后又买到了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就是靠这两本书进行的第一次考试。

对盗版DVD我有一个比较宽容的看法，因为我知道除了所谓专业人士之外，那些电影资源是被屏蔽的。不要说去看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即使去看一些比较通俗的《教父》、《现代启示录》，如果你不是所谓专业人士或有些特权的人根本办不到。所以，我觉得电影资源的开放对中国人的改变还是非常大的。

王樽：应该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是你买的第一本电影书，似乎是某种机缘巧合，使你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有了最初的联系。

贾樟柯：对电影和生活，我始终呈现的都是一种盲打误撞的局面。

王樽：《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里收录了《偷自行车的人》，我看你自己在一些讲演里面把它列为你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贾樟柯：我觉得，关于《偷自行车的人》，我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读。

通常，我们都把《偷自行车的人》作为一个左翼作品看待，关注底层人民、关注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批判，作为这样一种理解来建立了第一印象。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巨大误解，或者说是一叶障目，因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整个电影美学改变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觉得它首先是把电影从摄影棚里解放出来，进入到了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进行拍摄，它是对电影媒介材料认识的一个很大进步。其实也是复原到电影本体的角度来观察电影。

在《偷自行车的人》里面，视觉的方法、一些手法都是被忽略的。其实，一部做得完整、非常好的纪实美学的电影，是需要非常高的导演技巧，非常高的指导演员、捕捉现场气氛的技巧，多种要素的结合才能产生的一个作品。比如说，在《偷自行车的人》里面有一条叙事线，丢车——找车——偷车，除了这个表面的叙事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结构，比方它有白天——夜晚——下午——夜晚，很自然的时间感觉，还有风、雨、雷、电，这样一个自然现象的组接。整部作品充满了自然感，甚至连天气都融合在一起，而天气也跟人物状态有关系。

我记得在电影里父亲带着儿子从餐馆里面出来，天上在下雨，他们避雨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在下雨，突然出现了一些神父，在同一屋檐下，你很难说清楚这种宗教情绪被抽离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它远远不是关心失业工人一句话能把它认识、解释到位的。如果仅仅说它关心失业工人、批判资本主义，就太对不起这部杰出的电影了。我觉得它的意义更广更深，而且它对后来现代性更强的影片，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到新浪潮的时候，大量的自然光、手持摄影、街头实景拍摄，那个背景就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新现实主义的传统。

王樽：对《偷自行车的人》的概念化认识，体现了我们社会思想领域的狭隘和庸俗实用主义盛行的特点。

贾樟柯：我们整个民族对视觉的认识和理解的确是非常需要进行提高和改进的，比如说，直到今天我们认为一些电影视觉非常精彩，所谓的视觉效果不是内容而是那个视觉效果本身，从一个真实视觉理解上，我们说它可能是品位非常低的视觉作品。

比如，我们经常会有人说，“这部电影拍得真美，像油画一样。”这个标准就很奇怪，实际上它所说的油画是风景画，而且是通俗的风景画，海滩、夕阳、村路、海港、渔村、夕阳下的落叶，基本上是这样的情怀。我们缺乏一个完整的视觉认识系统。

王樽：我们的视觉认识主要还处在传统、甜腻、通俗和具体的画面上，因此现代的抽象艺术，写意风格的电影在中国都没什么市场。

贾樟柯：我觉得欧洲有真正的视觉生活，我们是没有视觉生活的，最起码以前没有。视觉生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包括你能看到什么，另外一方面在于你进没进行视觉活动。我经常很羡慕地跟人家讲，有一次我去法国南特，那个城市有个美术馆，收藏了很多康定斯基的画，我就去参观，突然来了两三个班的幼儿园的孩子，由老师带领着，五六岁的小孩怎么会来欣赏这些画，老师就让他们在展览厅里闹、吃东西、跑来跑去，但是他们身旁就是康定斯基的画，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视觉氛围里面成长起来的。那里有那么多的摄影出版服务社、那么多的摄影博物馆、那么多的摄影节、电影节、艺术节、频繁持续的艺术活动，没有中断过的视觉经验积累，对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延续性，给它的国民造成的视觉经验的丰富是很难取代的。

当然，我们是穷过来的，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对文化的重视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对生活本身和历史本身的理解，对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感受的轻视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有个商店，那个商店卖艾菲尔铁塔的照片，从铁塔奠基、到盖了一点点的、到最后落成的都有，背景都是铁塔，前景是些年轻的人物。我觉得当一个人路过那个橱窗，看一眼这些照片的时候，他会尊重一个城市的纪录。他觉得这个纪录本身会让他知道这个城市是怎么过来的、法国人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城市的生活是怎么改变的。大家都是有根的人。

王樽：我们当然也有根，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这些根这些来路被屏蔽着。

贾樟柯：我们现在一方面是不尊重记忆，觉得记忆没有用，或者说记忆本身是受限制的。如果“文革”十年真的有像今天这么多独立影像纪录的话，我觉得对灾难本身的反思，对灾难本身的认识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有一次在青年电影制片厂，我偶尔进入放映厅找一段素材，放映“文革”当中的一段场景，在那空旷的放映厅里，看那些批斗场面，红卫兵的无知和被批斗人的茫然和恐惧，使我的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尽管那个影片是官方放映的，也绝对会让你毛骨悚然。现在的十几岁的小孩一提到红卫兵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像把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前皮肤上，觉得非常好玩，太酷了，这不是追星一族吗?你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们是个缺乏影像记忆的民族，一方面是视觉理解有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记忆产品本身对于个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理解。为什么今天年轻的导演面临那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做的不是赏心悦目，不是让观众在一个半小时快乐然后就完了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其实，我们理想里面想要弥补或者想要承担的是记忆部分的工作，而这一部分的工作并不受大众的欢迎。

王樽：现在，我们有些所谓名导演完全脱离大众，住着豪宅开着奔驰，却千方百计讨好小市民趣味，花巨资制造虚幻无边的电影，他们脱离现实说是为观众造梦，其实首先是为他们自己造梦。

贾樟柯：大众口味本身是需要特别警惕的，今天什么东西都是以票房为标准，以大众的趣味为标准，甚至有人写出对某部电影的好坏评论，就是看大众有没有到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判断。电影的好坏不在于票房好不好，而它的价值会在历史的深处显现出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为未来拍电影、为十年以后的观众拍电影，但所谓文化有积累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它有时间的要求在里面。

如果有非常多的电影，像《偷自行车的人》，它能把这样一部民族的经历用个人的角度拍出来，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从美学上来说，我们一直低估了这部电影的美学价值，当然只是指中国，而不是整个电影界低估了它们的价值。

珍重世俗生活

王樽：在你选择的十部喜欢的影片中，其中最老的中国电影是袁牧之1937年拍摄的《马路天使》，讲到喜欢的理由时你说“那么活泼的市井生活描绘，在日后的中国电影中没有了”，其中既看出你的珍爱，也有你的惋惜。你最早接触《马路天使》是什么时候?

贾樟柯：看《马路天使》是我在电影学院上课时候，应该是先看了尔冬升过去拍的《新不了情》，它让我循着一条市井的路去追踪才找到了《马路天使》。

《新不了情》看完后我有一种微醺恍惚的感觉，这是一部爱情片，但是整个片子里面透露出非常娴熟的对市井生活深入的掌握，非常朴素的对市井生活的尊敬，这样一种对世俗生活的尊重，这种气质让我突然觉得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

所谓熟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人际关系里面，每个人都在世俗生活里面。可能到北京、到深圳这种生活感觉就少了，但若在汾阳那座非常古老的县城，就有一种针对这种市井生活的概念，我看了之后很熟悉，国产电影里很少有这种感觉，就是拍到了一种世俗生活的感觉。从这部影片开始，我就慢慢溯源，看到那些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电影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才是中国电影非常好的传统，对个人生活、个人情趣，对街坊邻居、市井生活的重视，我觉得那个传统是1949年以后被大的叙事、对革命的热情中断掉了。因为个人生活变得不重要了，世俗生活变得不重要了，甚至家庭生活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去革命，一个普通人、正常人的日常生活被整个银幕忽略掉了。

在《马路天使》身上，我发现中国电影非常重要的源头，非常珍贵的经验。当然，它周边和之前还有很多好影片，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做得非常完整，它的场面调度非常熟练，非常完整地将市井生活的喜剧元素跟背景的社会动荡、悲惨，简单朴素的阶级感情，融入到熟练的人际关系的描述、邻里街坊的描述里面，包括很多神来之笔，比如赵丹和周璇窗对窗的交流，这种东西非常可惜地中断掉了。

由这个你再回来观察港产电影、台湾电影，你会发现有些文脉是被它们传承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的潜意识里总觉得大陆文化是华语文化的正统，实际上，要考察一个完整的华语文化，你还必须要去了解台湾文化、香港文化，甚至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才可能是比较完整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比如，王家卫能拍出《花样年华》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它是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东西，本身灵感的源头、造型的延续，都是没有中断的、完整的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你不要指望一个大陆导演能拍出《花样年华》来，因为你被中断了，你对市井生活那么不了解，对日常生活那么不重视，更不要说你连白光、周璇是谁都不清楚，你对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完全不了解，怎么可能拍《花样年华》。

当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我们文化结构的缺陷，可能我读沈从文、读张爱玲的文章可以弥补这种传承的缺憾，但是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是弥补不了的。

我到香港，第一个亲切感就是看到了那么多的繁体字，看后感觉很亲切，我知道那是过往我们很重要的东西。还有广东话里那么多的古语、古文，管警察叫差人，一下子觉得我的生活是跟清朝有关系。我觉得挺好，它不是被改造过的东西。差人和警察都是一回事，但是你会马上觉得这个城市是从清末过来的，香港好像是清代一样，特别是到九龙，你会看到那些老人家还在劳动，那些卖药材的、卖香料的、卖土特产的，庙街散发着那种海和香料混合一起的味道，你会觉得感觉非常好。有一次，我在台北的一个很小的茶馆喝咖啡，进来几个年轻人，老板问“请问几位”，那年轻人脱口而出“仅两位而已”。当然他也是开玩笑，不是每天都这样说话，但是你从偶尔的语言和生活细节里面，会发觉没有被中断的文化的延续。

这一两年里，我对民国历史特别着迷，因为我觉得民国离我们那么近，我们是最不了解的，《马路天使》这段就是民国，民国是什么样，在大上海的时候，你已经看到有饮水机，有乐队，那时的邻里关系、世态人情都有生动的呈现。

王樽：在《马路天使》中，看似活泼的影像下，蕴涵着深重的苦难和社会悲情，市井生活也是苦中作乐，里面很多细节内涵都很沉重，虽然只是蜻蜓点水。比如魏鹤龄扮演的老王和赵丹扮演的陈少平去请律师想打官司，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的戏，他们对律师事务所的陈设的好奇，和几句简短的对话，就将贫富不同阶层的差距，以及他们和律师完全不同的思路，表现得既生动又沉重，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真相。我在看你的《世界》时，也常有这样的会心，比如温州女子做假冒名牌服装，世界公园缩微景观这种仿像的东西，包括赵小桃提的手提袋上的名牌商标都无言地陈述着时代的真相。甚至，我觉得《世界》里赵小桃发现男友的手机短信秘密后的沮丧，以及最后两人煤气中毒，都让我看到了中国早期电影不动声色又处处皆禅的余韵。

贾樟柯：尊重世俗生活是我们大陆电影没有延续下来的香火。我觉得，整个革命文艺是通俗加传奇的模式。首先是通俗，流行文化，特别是在没有文化的底层人当中容易传播，《白毛女》就是这样。再就是要传奇，脱离世俗生活的传奇，山洞里一躲就是多少年，或者就是生离死别。

今天很多的电影其实是革命文艺的延续，甚至是红卫兵文化的延续，它改编了，改包装了，成了商业片，实际上内核里面仍是。比如说《英雄》，我不是批评张艺谋，我不太认同他对权力的看法，如果有个简单的现代文化背景，你不可能拍一部电影去为权力辩护，我觉得这个很可怕。这个东西本身，是跟红卫兵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观众对具有法西斯性特点作品的热爱也是让人感觉很吃惊的，我现在很讨厌说“这个东西很有力量”。当然，有力量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往往我们所说的力量是法西斯性。我一听力量就害怕，你究竟谈的是哪种力量?有人说，“这个电影太有力量了!”那个力量是哪种力量?是法西斯性还是其他?你要说清楚，别用一个力量就概括了。什么都有力量，不说话沉默也有力量，生活里面遇到问题解决不了也有力量，解决了的也是力量，打、砸、抢也有力量。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症结出在文化传统被中断，出在对“文革”的负面影响消除和反省得不够。我觉得很危险，可能曾经呼吸到“文革”气息的人都老了，包括我自己，“文革”结束的时候我才六岁，现在都三十五岁了。重要的是“文革”的影响还在，而且经过改头换面，经过包装以后，仍然是那么强势，这是让人很担心的。

再反过来看《马路天使》同样是一部左翼的作品，它对人的亲和、对普通人生活的那种爱，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有阶级立场的电影不等于要取消掉人的日常生活。

人的困境是永远的

王樽：在你拍摄的电影里面，焦点都是对准小人物、寻常百姓的生活。我注意到，你选择的十部喜欢的电影，也多是表现某个小人物的困境，比如像《死囚越狱》整个就是一个被囚禁的人试图冲破牢笼的努力，某个人或某个阶层的人被封闭，然后试图冲出去，个人和环境和外界的冲突。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意，选择这些电影跟你生活的经历有没有一些潜在的联系?

贾樟柯：我觉得跟我直接的生活经验有关系。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和事都处在个人的困境里面，不管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个人的困境是永远的。比如今天是最美好的时代，每个人生命经验里面最美好的时代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时代都是最美好的。我觉得我最美好的时代是看那些录像片的时候，你想想1984、1985年，在汾阳看录像片，和人家打架完以后，转头就可以从路边书摊里买到尼采的书。

但是那么好的时代里面人人都有困境，可能十块钱就能“困”住一个人，可能一百块钱就能“困”住一个人，可能当兵不当兵就决定了个人一生命运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被动，生活里面选择的余地不多、折腾的余地也不多，折腾来折腾去，不就是高中考不上去当兵，就这么一点选择吗?我觉得这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情况，这也是中国人普遍的情况，真的没有那么多选择。

《任逍遥》在戛纳首映的时候，我出席一个记者会，有个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记者发问，那个记者站起来就说：“我特别讨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谎言!我们现在大陆年轻人学电脑、学英语、出国，生活多姿多彩，为什么你不去拍那些人，而只是拍这些人呢!?”中文说完，这个记者又用英文说了一遍，我真是觉得无言以对。当时我告诉他，这两个孩子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们就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后来，我回来就想，其实我不会怪这个记者，因为在今天中国的生活，现实对每个人太不一样了。对于有些家庭来说，的确像他说的一样。有些孩子中学就去英国读书了，这些人太多了。但是问题不在于大家所处的现实不一样，问题是为什么一种现实的人不接受、不承认另一种现实生活的人，甚至不承认他们在活着，这实在太残酷了。你自己可以学英语出国，那你就能否定那么多人的生活吗?你的生活就是全部中国人的生活吗?就是一种自大、对生活缺少应有的敬畏，哪怕是你质疑还有这样的生活都可以，但你不能毫不犹豫地说，那是一个谎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事情，反过来你要想，这也是电影特别需要做的，电影应该呈现不同的现实。在电影这个平台上，大家都来看和了解还有不同的现实。如果我们说电影除了娱乐别人，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最起码开拓一个人的见识也是电影很好的一个功能。你不可能去代替一个矿工的生活，但是你可以看一部矿工的电影，你不可能代替公园保安的生活，不能去当保安，但是你可以了解有些人还封闭在里面，在随波逐流。电影除了从感官上娱乐以外，还应该有这样一种观影的需求、诉求在里面。

王樽：当《世界》在深圳放映的时候，我曾邀请有个做图书的朋友去看，他问我《世界》讲的什么内容，我告诉他之后，他竟说，我再也不想看到自己过去那段生活。对他来说，那是他不堪回首的心灵之痛。当时我就很有感触，也许是你的影片离现实太近了，让那些尚未完全拉开距离的人如芒在背。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确实有这种现实，甚至大多数人都这样生活。但他们中间很多人不爱看或不愿看这些过于底层的状态，他们可能更喜欢梦幻性的，比如《英雄》、《无极》这样虚幻的电影。

贾樟柯：我觉得这是阶段性的，观众不喜欢，不等于你就要停止拍摄。我觉得当生活的严酷性、压力逐渐随着社会比较合理地发展、协调之后可能会好一点。就像你那位做图书的朋友说的，不愿意再回头看自己过去的生活一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镜像理论，有人喜欢照镜子，有人不喜欢照镜子。

王樽：我自己非常喜欢《世界》，在深圳看完首映时，还曾给你发短信息，觉得是你最富寓意，也是年度最有良心的中国电影。但该片放映后舆论形成了两极，票房也不尽如人意，一些我很好的朋友也出乎意料的不喜欢，这使我想到《小武》和《站台》，它们在刚刚出笼的时候好像也遭遇过恶评。

贾樟柯：回顾我的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每一部电影被普遍接受都是经过两三年，像《小武》刚刚拍完之后，在北京搞了几个放映会，恶评如潮，说我乱七八糟，基本上不会拍电影。有我大学的朋友甚至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拍得挺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他也是为我好，是想让我踏实地生活，不要再做电影梦，但是两年之后，再也没有人说这部电影不好；《站台》也一样，在威尼斯推出以后，在北京搞放映，很多人说我浪费了一个题材，说的确值得拍，但怎么拍得一点故事没有、拖拖拉拉。所以，《世界》这种接受的过程我特别的有心理准备，因为这种情况不是一次，每次都是。

王樽：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在起作用，是其中手法或观念意识太过超前，还是与生活太过贴近，以至人们无法看得更清楚?

贾樟柯：我并不觉得是那些电影的手法问题，而是电影所呈现人的存在情况，我觉得可能太同步了，接受起来会有问题。此时此刻这个人正在过这样的生活，看这部电影也在讲这样的生活，同步的对应，可能很多人会在心理上有很大的拒绝。

中国电影的环境

王樽：每个导演所喜欢的影片都和自己的内在趣味风格有关，像布莱松、德·西卡、小津安二郎、侯孝贤到你自己，应该说内在精神和影像风格一脉相承，我们通常称为作者导演，相对于更大众化的导演，你们的观众相对要少。在电影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已成了十分奢侈和极其艰难的事情。在投资商要求下，你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风格，以让更多的人去看你的电影?

贾樟柯：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去折衷，比如说，现在的电影院线系统，超过两个小时的电影，会很难被观众接受，所以我就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比如说数字立体声很受欢迎，我觉得做到这点对我来说并不难。甚至我觉得包括演员，有影响力的演员，他来演也可以，这都不会损害一部电影。像侯孝贤的电影大都是用明星，但丝毫不影响他电影的艺术价值，我接下来也有用大众明星的打算。

说到尽量让更多的观众去接受，以及迎合观众趣味的打算，我是这样认识，首先，我觉得一部作品在文化上的作用和影响，并不能以它影响多少具体人来评价，有一百万人在观看和一万人在观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在文化上不能用数量来衡量，我自己不应该会迎合什么，也很难迎合，就是干自己的吧。

王樽：有个现象似乎在电影和现实里很相似，那些在生活中为人谦卑、平易近人的人多是没什么权力的人，如果他们有权力就可以让那些卑微的小人物过得更好，但他们没有权力就只能给小人物以精神上的体贴和安慰。电影导演似乎也是如此，那些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的导演，也多是很卑微的，像小津安二郎死时只在墓碑上写个“无”字，除了电影给我们心灵带来慰藉外，不能改变人们更多，不像一些商业大导演。

贾樟柯：在国内的环境里面，我更爱说，我喜欢的导演都是没有权力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做这份职业、拍这份感受这么简单。包括现在电影行业里面存在着很多词我都特别不喜欢，比如“仍然是第几代掌控电影局面”，为什么要说掌控呢?它不是一个权力秩序，任何东西当它最后变成一个权力秩序以后，我就特别讨厌它。

由此，有时候我会发一些怪论，比如我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对信仰的忠诚，往往只有“信”没有“思”是不对的，只强调“信”不强调“思”是不对的，你不是盲目的吗?还有信仰电影，怎么能信仰电影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一直拒绝命名，你不拒绝命名就把自己放到某个权力秩序里了，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某个东西，你就把自己放到了电影之外。

中国电影有太多跟权力在一起的关系，从业人员自身的权力感，这些东西都非常讨厌，说到底，我一直在强调，我跟非常多的人一起聊过法西斯性的东西，他们都不写，可能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但我觉得这点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现在我们电影里面存在的法西斯性，和观众对法西斯性电影的追捧，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非常可怕。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这么多思想解放和文化运动，这么多的文化学习，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实在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按理说一个社会结构，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国家结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应该有新的改变。我现在看到年轻人更崇拜权力，真是太可怕了。

王樽：现代化的推进并没有改变中国骨子里的封建烙印，人们追逐权力，是因为权力本身可以带来太多的实惠和好处。比如，在深圳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一个普通的科员可能每个月只能拿到三四千块钱，而科长却可以拿高过科员几倍的收入，科长还不用像科员那样辛苦劳神，还能发号施令，还有譬如出国考察、接受馈赠的各种隐形收入。比科长更高层的再翻几倍，最基层干活的收入最低，权力带来金钱和各种好处，结果人们疯狂地追逐权力。

贾樟柯：电影圈也是如此，权力带来太多世俗的好处，权力是有魅力的，因此人们崇拜权力。

让电影本身变得有生命感

王樽：你喜欢的一部早期的默片叫《北方的纳努克》，一个在北极工作的法国军官拍摄的纪录片，它很粗砺也很原始，它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你?

贾樟柯：我觉得它有光彩，它的光彩就在于它的粗砺，或者说粗砺反射了它的光彩，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曝光的感觉，因为电影这个媒介是需要光的，没有光就玩不转，所以你看到它曝光过了、或者曝光不够，那么原始使用的媒介本身，我觉得它让我感觉重新回到了刚有电影时候。你对电影的理解，因为现在太工业化了，技术太完整了，所以就让你忘记了光、戏剧的光、自然光效，这是一种感光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种电影的神奇在里面，一个物质感光之后会把影子留下来，我特别喜欢回到艺术最初的快乐上，我觉得电影最初的快乐绝对不是它能拍摄戏剧，像《教父》啊，像文学性很强的电影，我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我是说电影最初的画面，你把一个跑过来的火车拍下来了，然后拿回去就可以放了，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杂耍性，当然它有杂耍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这是电影媒介里面天性的一种快乐。为什么我在拍电影时那么喜欢抓拍，那么喜欢即兴的拍，我想给大家带来最早拍摄下来的快乐。

电影本身是有生命感的，我觉得生命感有两部分，一个是人是有生命的，它不是死板的、而是自然的，比如像王宏伟那样，总是歪着走路，这是一种生命力。还有你使用媒介的时候，激活媒介本身的生命感，可能拍下来的时候，拍得很匆忙，可能显影、曝光都不是很完美，但是你留住了影像本身的激动，整个就用电影呈现出来，媒介本身有生命力，我觉得不能少了媒介本身的生命力的感觉。像戈达尔的电影为什么那么生动，就是因为他拎着机器随便拍，他对工业的反叛激活了电影本身的生命力，使电影本身变得有生命感。

王樽：故事、情节反而退到其次。除了你刚才所说的感觉以外，对《北方的纳努克》表现的内容有没有触动?

贾樟柯：也有。那种原始的、自然的关系，人和环境的抗争。

王樽：人们对《世界》的负面评价里，很多人都说影像太粗糙了，因粗糙的画面让人认为影片很廉价。我知道那是你追求的影像效果，它们和普通大众的趣味还是有距离。

贾樟柯：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聊到的，追求视觉效果的理解，比如说德国表现主义的那种绘画，跟非常写实的人物肖像比，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人物的肖像，那个人皮肤画得很细很逼真，而那个人画得跟鬼一样。在我们这里，大家觉得好看的影像，可能就是八十年代装修的时候，要呈现的一种挂历风光片，这是大众心目当中最完美的视觉形象，但实际上你在绘画传统或者是摄影传统里面，比如说像佛罗依德的画，那样一种视觉的口味可能是大众接受不了的，但是对于一个制造者来说，我们不能迁就大众的口味。所以说，我的电影在欧美被认为是画作水平的影像，在中国就会被认为是胡拍的。后来我就跟我的同事讲，你不要去争辩，你不能跟几十年的视觉修养进行对抗，大家没有学美术出身的，了解当代视觉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没有必要去改变他们，也没有必要去说服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妥协，我觉得就应该这么拍。

唤起更多对空间的新理解

王樽：在你的电影中呈现着具有纪录片特质的风格，你本人也拍摄了不少纪录片，现在的纪录片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大多数进不了发行和影院，拍纪录片对你最大的诱惑是什么?

贾樟柯：纪录片是实验性最强的电影品种，现在纪录片专题性越来越强，但是实际上纪录片有一个魅力，就是它的实验性越来越强，你可以自由地来处理这个形式。我拍纪录片，可以把对于电影语言新的认识、新的把握、新的实践放到里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纪录片不管它的效果怎么样，拍摄过程可以维持一个导演的敏感度，因为你发现新的视觉元素、发现新的人群，进入到新的你不了解的人群里面和空间里面，纪录片对你有一种帮助。如果你不去做，你很少有时间安排自己去旅行，没有人会主动干这个事情。现在我就是拍一部纪录片，拍一部长片。其实，最后那些纪录片能不能上映、反响怎么样、影响怎么样我并不在意，而是从职业的角度，维持一个导演对光线的新认识、对新的空间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它特别有好处，同时你可以寻找更新的语言方法。

王樽：更新的语言方法指的是什么?

贾樟柯：比如我拍《公共场所》的时候，第一次用数码，我想看看数码有些什么好的特点。后来《公共场所》的很多方法都用到了《任逍遥》里面，以前拍摄很难做到那种大幅度的调动，从楼下一直到楼上再下了楼，整个大幅度的运动，以前摄影是不可能出现的，拍纪录片就可以掌握这个东西，最后会把它放到故事片里面。拍摄《三峡好人》时也有运用，怎样把戏剧放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发生，那个空间里的人该干吗干吗，但是我的戏在那里展开。

还有，它会促使你发现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平时意想不到的东西，拍《公共场所》的时候，我发现，你拍到真正的公共场所的时候，气氛有时候是冷的。以前我们想到火车站，气氛一定是沸腾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打扰火车站的那些人们，很自然地去拍摄，你会发现其实是冷，那么多疲倦的人，整个语言你都听不清，所以呈现的是一种冷的状态。有时候，你想象的真实，还只是真实的气氛。我以前一想写火车站的剧本，一定是热闹非凡的，三教九流穿梭，但是真的拍摄下来的时候，进入那个空间它是冷的，有一刹那的热就是火车进站排队的时候，其他的时候都是冷的。

王樽：你说的冷，主要来自于内心的感受。阿城写到火车站时说：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了，所有的人都在说话。

贾樟柯：我以前拍电影的时候，拍群众场面，肯定是调动一百个群众演员在跑，在穿插，为什么只能这么拍，为什么不能那样拍?拍摄火车站的经验，唤起我很多对空间的理解。

拍电影改变性格

王樽：有一次，采访贾平凹时，问他对拍电影的认识，他说他本来也对拍电影感兴趣，但看了一次现场拍摄，一个镜头要反复好几遍，还要与那么多人打交道，他立即望而却步。与文学创作和其他行当不同，拍电影是个太过繁杂的事情，创作漫长，经过多少努力，说不定某个环节的原因一下就下马了，而千辛万苦拍出来命运也难测定，《小武》、《站台》、《任逍遥》至今没能在内地公映，《世界》进入了院线放映又遭遇不少负面评论，在电影圈里真正坚持到底的人凤毛麟角。在我看来，对某一作品保持长久的激情，对某种电影风格保持长久的激情，都是非常难的事情，是什么原因让你痴迷其中?

贾樟柯：工作本身是很有快感的，我觉得什么都代替不了拍电影本身的一种快乐，这个工作让人赏心悦目。像《世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我会带它走遍全世界，会发现不同地域的人对这部电影有不同的反应。这个文化差异、认识差异里面会让人想更多的事情，我觉得电影可以帮助我成熟、成长，我每拍完一部电影，跟着电影走一圈，都像去进修。其实，我大学之后的学习，主要来自于我跟自己的电影走。然后你碰到不同的人，碰到不同的评价，听人家讲，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快乐的学习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很快乐的发现自己的过程。有一次，我在韩国的时候，有个女评论家采访我，她说为什么你的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后来走掉了，因为《小武》里的梅梅走掉了，《站台》里的钟情走掉了，《任逍遥》里的巧巧走掉了。她问，你为什么让她们走掉。我也在想，我也不是有意的。的确是，她说得很对。所以它也是帮我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王樽：你的电影和别人的电影构成了你和世界的关系，电影让你认识自己，你也从电影中认识别人，实际上，电影成了你自己生活的主要部分，甚至成了你的生活。它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你的性格?

贾樟柯：因为电影，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这个不去说它了，它对我性格的改变还是挺大的。过去的时候，我比较内向，跟熟悉的人爱说话，跟不熟的人、第一次见面的人，我一句话都不说，当导演肯定不能这样，你要跟人打交道，特别是拍纪录片，你要跟陌生人打交道，你必须要拍人家，这种改变是性格的改变。

还有一点也是电影对我的改变，我以前逻辑性很差，说话没有条理，很多人认为导演很激动，其实导演是非常理性的工作，拍戏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连接的问题，上一场和下一场怎么接，不是激动就能完成的，是需要非常冷静去铺排的，这方面我比以前好了很多，变得很有条理。

我只对真人感兴趣

王樽：福克纳一生都是在写他家乡像邮票大的地方，写成了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米沃什也说他始终保持着小地方人的审慎；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人里，你是唯一只拍摄自己故乡的导演，《世界》虽然把环境移植到了北京，但仍是表现你故乡人的生存状态。国外一些影评人说，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乡镇。在我们看你的电影时，这种感受也很鲜明，因为过去我们不大重视的一个阶层，一个巨大存在，基本上被你演绎了出来。

同时，我也有点隐忧，就是电影毕竟不同于文学，它必须有巨大的经济后盾支撑，它很难像福克纳和米沃什一样“始终保持着小地方人的审慎”。我发现，其实你也在寻求更多表现的可能。

贾樟柯：乡镇是中国最普遍的地理区域，也是城市跟乡村的纽带，通过乡镇可以拍到一个全面、完整的真实情况，这是一部分。另外部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不喜欢被人家命名，因为每个导演都不能被人家固定到某个美学地理区域，说你这个人非得必要拍山西、非得必要拍乡镇，我觉得导演是自由的，你要能够在各种区域里面都能拍出感觉，你不能只在汾阳才有感觉，跑到奉节就没感觉了。

有很多导演特别喜欢对号入座，最后令自己的片子越做越小、越做越封闭。我觉得自己脑子里的电影世界挺丰富的，但是电影要一部一部地拍，慢慢来。

我总强调我的工作才刚开始，在电影这行里，知足一点说，是属于超级幸运的，没有走任何弯路，电影拍摄的连续性没有受到任何中断，产量算是比较大。从1997年到现在，我拍电影八年，已经有了五部长片，我觉得这个速度还不错，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才刚刚开始。包括我跟你说的与朱丽叶·比诺什合作的，戏剧性非常强，那是二十年代大革命的时代，整个历史的时间、地理的场景、人群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的计划里面要改变它的环境，当然我也会有很多东西回到原来的场景里面去。

王樽：艺术史上，也有很多艺术家因转型而失败的例子，对你以后拍摄的改变有没有疑虑，担忧自己拍了之后会不被认可?

贾樟柯：我不会担忧。其实人们不知道我的一个秘密，比如人们说《站台》拍得怎么好，说这小子对历史的记忆太清晰了。其实有一个秘密，我没有告诉大家，不是我记得清楚，所有东西都是想象。

当然记忆也是一部分，《小武》也好，《站台》也好，自身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是对过去时代、对当下时代的想象，归根到底电影还是个想象的产物，只要我觉得自己的想象不会被中断，我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现在拍完《三峡好人》，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变化，我感觉到根据生理性的感觉拍电影，就是把自己生理的感受融入到电影里面，我现在还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包括我拍演员，跟以前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吭哧吭哧拍戏，现在则是每个演员我都要找他生理状况最好的时刻，就是最符合那个时刻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快的。

其实想象也不算是我的什么秘密，只是大家有个误解。我觉得跟各种各样的同行接触，我感受到中国的同行跟国外的同行有很大的差异。我觉得对电影媒介的理解，我们中国导演比较不自觉，对媒介的理解上不强烈，不是说大家不理解不去认识，而是不强烈、不自觉。

比如说，有一次阿萨亚斯到上海，我建议他去苏州看一看，回来之后我们聊了一晚，他从苏州园林的感觉谈到电影的关系，他觉得苏州园林很多门就像变焦镜头，这个很简单的对建筑的理解，是工作、思考习惯总与电影美学的理解保持联系的一种体现。这几年，中国纪录片里面拍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你总觉得只是拍了一半的好电影，就是电影里面自觉性和电影本身的东西不够。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导演如果想有持久的创造力，能经过创造里面的起起伏伏，最后拍那么多的电影，有那么完整的电影世界，实际这不是单靠天性才能够支持的，一定要对媒介本身有自己不间断的思考和想象过程。

比如八十年代有很多风华正茂的导演，很快就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并不单是社会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觉得是自身电影文化的准备不够，因为你凭着热情和天性可以拍一阵子，对电影的认识往往也跟对生活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对生活的体感减弱变得不敏感之后，对电影方法也就不理解了，它们是互补的是共存的。

王樽：我看过《新桥恋人》导演卡拉克斯的一个访谈，他的电影很少，他说主要原因是他必须找到自己热爱的女主角才能拍电影，他的动力就来自这里。你拍电影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贾樟柯：也是来自人。因为每部电影里都有一个人物形象让我特别想拍下去，比如《小武》里面的人物，他的自由劲和不自由劲，就让我特别的想拍；《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也是一样。不管对空间、建筑怎么着迷，最后拍电影还是为了拍人。

王樽：在你拍的人里面，没有一般电影那样光彩照人的大明星，你感兴趣的人经常是类似于小武这样比较边缘和底层的人。

贾樟柯：我只对真人感兴趣，所谓真人很简单，说人话，做人事。

来源：《一个人的电影》

佳人猜您也喜欢：
贾樟柯：《语路》全集	贾樟柯：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	贾樟柯访谈：贫穷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	贾樟柯：我不诗话自己的经历	杨葵：“抠门”的贾平凹
无觅

健康吃粽有窍门

虽然专家们建议美味的粽子不可多吃，但只要掌握好窍门，美味与健康其实可以兼得。

注重高纤：粽子使用的糯米所需消化时间较长，胃肠排空需时较久，容易造成胃酸过多、腹胀或肚子闷痛等消化不良的症状，若主料能以部分的杂粮米、红豆、薏仁、山药、芋头或红薯取代，不仅可增加纤维质含量，减少肠胃负担，更有益于健康。

少油低热量：肉粽早已成为粽族中的主角，但它的缺陷是饱和脂肪含量高。如果能改用瘦肉，甚至以鸡肉、海鲜或鱼肉取代，除了少油、低热量外，还别有一番风味。

现在许多包装粽已经开始标示营养成分了。营养成分的标示包括每份重量或每100克所含的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与钠含量，但消费者常误以为营养标示上的数据就是一个粽子提供的热量与营养素，正确的方法是以每份的重量或每100克与一个粽子的实际重量去换算。因此，养成阅读营养标示的习惯，购买符合个人需求的粽子，才能让这个端午节既美味又健康。

食物搭配：端午节前后可别餐餐以粽果腹，而忘记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取，因为粽子一般只能提供六大类食物中的主食、肉类与油脂。建议搭配时令蔬菜，餐后来一份水果，不仅享受美味，还可营养均衡，过个轻轻松松、肠胃无负担的端午节。（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粽子的做法	三角粽：花生蜜枣粽子的做法	美丽健康吃出来	我们到底该吃什么	红白萝卜能一起吃吗？
无觅

“人们总是害怕改变。电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他们害怕电，是不是？他们害怕煤，害怕蒸汽机车。无知无所不在，并导致恐惧。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终究会接受最新的科技。”

正如比尔盖茨曾经警告过一样，计算机已经真正成为我们的最新科技，几乎遍布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最伟大的头脑开始思索起计算机和软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来了。以下就是101条有关计算机的伟大名言，并且，既然我们这个网站是一个软件开发网站，我们尤其关注编程方面的。

计算机

1、“计算机没什么用。他们只会告诉你答案。”
(巴勃罗·毕加索，画家)

2、“计算机就跟比基尼一样，省去了人们许多的胡思乱想。”
(萨姆·尤因，作家)

3、“他们拥有计算机，他们也还可能拥有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珍内特·雷诺，美国前女司法部长)

4、“跟计算机工作酷就酷在这里，它们不会生气，能记住所有东西，还有，它们不会喝光你的啤酒。”
(保罗·利里，吉他手)

5、“如果汽车能赶上计算机的发展周期的话，一辆今天的劳斯莱斯仅值100美元，每加仑要跑100万英里，每年还得爆炸一次，把里面的人杀个精光。”

(Robert X. Cringely，技术作家)

计算机智能

6、“计算机总是越来越智能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不久它们就能跟我们对话了。（这里的“它们”，我指的是“计算机”。我怀疑科学家永远都不能跟我们对话。）”
(Dave Barry，幽默作家)

7、“我最近注意到，在共同文化中，那种对计算机变得智能化并最终掌控世界的妄想恐惧症几乎彻底消失了。据我所知，这跟MS-DOS的发布基本是同步的。”
(Larry DeLuca)

8、“计算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就像问潜水艇会不会游泳一样。”
(Edsger W. Dijkstra，图灵奖获得者)

9、“活了一百年却只能记住30M字节是荒谬的。你知道，这比一张压缩盘还要少。人类境况正在变得日趋退化。”
(Marvin Minsky，人工智能研究的奠基人)

信任

10、“这座城市的中央计算机告诉你的？R2D2，你不该相信一台陌生的计算机！”
(C3PO，星球大战中的翻译机器人)

11、“永远不要相信一台不能扔掉一扇窗户*的计算机”
(斯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联合创始人)
*译者：暗指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

硬件

12、“硬件:计算机系统中可被踢的部分。”
(Jeff Pesis)

软件

13、“今天大部分的软件都很像上百万块砖堆叠在一起组成的埃及金字塔，缺乏结构完整性，只能靠强力和成千上万的奴隶完成。”
(阿伦·凯，图灵奖获得者，面向对象创始人)

14、“我终于明白‘向上兼容性’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指我们得保留所有原有错误。”
(Dennie van Tassel)

操作系统

15、“有两样重要产品出自伯克利：LSD和BSD*。我们不相信这是个巧合。”

(Jeremy S. Anderson)

*译者：LSD是一种药力至强的迷幻剂，BSD-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伯克利软件套件）是Unix的衍生系统

16、“2038年1月19日，凌晨3点14分07秒”
(UNIX中的世界末日*–1970年1月1号之后的2^32秒)

*译者：word跟world同音，UNIX用4个字节（WORD）表示时间，所以最多只能计时2^32秒

17、“每个操作系统都差不多… 我们都一样的烂。”
(微软的高级副总裁布莱恩·瓦伦蒂尼这样描述操作系统的安全状况，2003)

18、“微软有出了个新版本，Windows XP,据大家说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Windows‘， 对我而言, 这就好像是在说芦笋是‘有史以来发音最清脆的蔬菜一样‘ “

(Dave Barry)

互联网

19、“互联网？那个东西还在吗？”
(Homer Simpson)

20、“网络就像是个母夜叉。我每转到一处都会看见小个的按钮命令我提交*。”
(Nytwind)

*译者注：Submit：提交，另一层意思是要求屈服

21、“想想看吧，已经有一百万只猴子坐在一百万台打字机旁，可Usenet就是比不上莎士比亚。”
(Blair Houghton)

软件产业

22、“计算机软件产业最为惊人的成就，是其持续不断地放弃硬件产业的惊人成果和稳定性。”

(Henry Petroski)

23、“真正的创新经常来自于那些贴近市场、但无力拥有市场的的小型初创公司。”

(Timm Martin)

24、“人们常说，伟大的科学学科就像是站在其它巨人肩膀上的巨人。人们也说过，软件产业正如站在其他侏儒脚上的侏儒。”
(Alan Cooper，交互设计之父)

25、“这无关比特、字节和协议，而关乎利润和损益。”
(郭士纳，IBM前CEO)

26、“我们是微软。反抗是徒劳的。你会被同化的。”
(保险杠贴纸)

软件演示

27、“不管演示在彩排的时候有多好，一旦在观众面前展示时，演示不出错的几率与观众人数成反比，与投入的金钱总额成正比。”
(Mark Gibbs)

软件专利

28、“专利大多数都是垃圾。浪费时间去阅读这些专利是愚蠢的。只有专利持有人才会这么干，还得强迫自己才会看。”

(Linus Torvalds，LINUX创始人)

复杂性

29、“控制复杂性是计算机编程的本质。”
(Brian Kernigan)

30、“复杂性杀死一切。它把程序员的生活给搞砸了，它令产品难以规划、创建和测试，带来了安全挑战，并导致最终用户和管理员沮丧不已。”
(Ray Ozzie)

31、“进行软件设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它尽量简单，让人看不出明显的不足。另一种是弄得尽量复杂，让人看不出明显的缺陷。”
(C.A.R. Hoare)

32、“好的软件的作用是让复杂的东西看起来简单。”
(Grady Booch，UML创始人之一)

易用性

33、“不管那些计算机书籍如何宣称，只需记住，你并非‘傀儡’。真正的傀儡是那些无法设计出易于使用的硬件和软件的那些人，尽管他们是技术专家，因为这是普通消费者赖以生活的东西。”

(Walter Mossberg，科技专栏记者)

34、“软件供应商在努力尝试让他们的软件更‘易于操作’… 迄今为止，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翻出所有的老手册，然后在封面盖上‘易于操作’这几个字。”

(比尔·盖茨)

35、“有个老套的故事说有人希望他的计算机能像他的电话机一样好用。他的愿望实现了，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自己的电话了。”
(Bjarne Stroustrup，C++之父)

用户

36、“任何一个傻瓜都会用电脑。很多都会。”
(Ted Nelson)

37、“只有两个行业把客户称为‘用户’*。”

(Edward Tufte，信息设计大师)
*译者注：一个是计算机设计，另一个是毒品交易，computer design and drug dealing

程序员

38、“程序员在跟宇宙赛跑，他们在努力开发出更大更好的傻瓜程序，而宇宙则努力培养出更大更好的白痴。到目前为止，宇宙领先。”
(Rich Cook)

39、“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程序员的美德。当然啦，有三种：那就是懒惰、急躁以及傲慢。”
(Larry Wall，Perl发明者)

40、“程序员的问题是你无法预料他在做什么，直到为时已晚。”
(Seymour Cray，超级计算机之父)

41、“那就是这些自认为痛恨计算机的人的真实面目。他们实际上真正痛恨的是糟糕的程序员。”
(拉瑞·尼文，科幻作家)

42、“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困惑不已，为什么一些又贵又先进的东西会一点用都没有。直到我突然想起，计算机不就是一台愚蠢之至却拥有难以置信的做聪明事能力的机器嘛，而程序员不就是聪明绝顶却拥有难以置信的干蠢事的能力的人嘛。一句话，他们简直就是天生绝配。”
(比尔·布莱森，旅游文学作家)

43、“不像学学涂涂画画也能让某人成为专家级画家，计算机科学教育不会让任何人成为一名编程大师。”

(埃里克·雷蒙，开源运动领袖)

44、“一个程序员是经历以下事情后仍能证明自己是严格的专家的人：他可以历经数不清的捶打，可取材于无关紧要的文档，用上面的争议数据作出模糊假设，并以此计算出测微精度的无数片面理解的答案,并由一个不可靠、脑袋充满质疑、公开宣称要让一个倒霉透顶、没有指望、毫无防备,要求第一时间获得信息的部门狼狈不堪、令人生厌的人使用一台准确度有问题的仪器去实施。”

(IEEE网格新闻杂志)

45、“运气好的黑客能用几个月的时间 – 生产出一个小规模的开发团体（比如说，7-8人）历尽艰辛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才能做出来的东西。IBM经常报告说某些程序员的生产力要比其它工人高百倍，甚至更多。”
(Peter Seebach，黑客)

46、“最好的程序员跟好的程序员相比可不止好那么一点点。这种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取决于标准怎么定：概念创造性、速度、设计的独创性或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兰德尔·E·斯特劳斯，科技作家)

47、“伟大的车工值得给他几倍于普通车工的薪水，但一个伟大的软件代码作家，其价值则要等同于一个普通的软件写手的价格的1万倍。”
(比尔·盖茨)

编程

48、“就算它工作不正常也别担心。如果一切正常，你早该失业了。”
(Mosher的软件工程定律)

49、“靠代码行数来衡量开发进程就好比用重量来衡量飞机制造的进度。”
(比尔·盖茨)

50、“写代码的社会地位比盗墓的高，比管理的低。”
(杰拉尔·德温伯格，软件与系统思想家)

51、“首先学习计算机科学及理论。接着形成自己编程的风格。然后把这一切都忘掉，尽管改程序就是了。”
(George Carrette，杰出软件工程师,开源推广者)

52、“先解决问题再写代码。”
(John Johnson)

53、“乐观主义是编程行业的职业病；用户反馈则是治疗方法。”
(Kent Beck)

54、“迭代者为人，递归者为神。”
(L. Peter Deutsch)

55、“布尔值最好的一点是，就算你错了，也顶多错了一位而已。”
(无名氏)

56、“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好还是从1开始好呢？我的0.5的折衷方案，以我之见，没有经过适当考虑就被否决掉了。”

(Stan Kelly-Bootle)

编程语言

57、“只有两种编程语言：一种是天天挨骂的，另一种是没人用的。”
(Bjarne Stroustrup，C++之父)

58、“PHP是不合格的业余爱好者创建的，他们犯做了个小恶；Perl是娴熟而堕落的专家创建的，他们犯了阴险狡诈的大恶。”

(Jon Ribbens)

59、“COBOL的使用摧残大脑；其教育应被视为刑事犯罪。”
(E.W. Dijkstra)

60、“把良好的编程风格教给那些之前曾经接触过BASIC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可能的程序员，他们已精神残废，无重塑的可能了。”

(E. W. Dijkstra)

61、“我想微软之所以把它叫做.Net，是因为这样它就不会在Unix的目录里显示出来了。”
(Oktal)

62、“没有一种编程语言能阻止程序员写出糟糕的程序来，不管这种语言结构有多良好。”
(Larry Flon)

63、“计算机语言设计犹如在公园里漫步。我是说侏罗纪公园。”
(Larry Wall)

C/C++

64、“搞了50年的编程语言的研究，我们难道就以C++告终啦？”
(Richard A. O’Keefe)

65、“写C或者C++就像是在用一把卸掉所有安全防护装置的链锯。”
(Bob Gray)

66、“在C++里你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为困难了，不过一旦你真的做了，整条腿都要报销。”
(Bjarne Stroustrup)

67、“C++ : 友人可造访你的私有成员之地也。”
(Gavin Russell Baker)

译者：Friends：C++的友元，是一种定义在类外部的普通函数，但它需要在类体内进行说明，为了与该类的成员函数加以区别，在说明时前面加以关键字friend。友元不是成员函数，但是它可以访问类中的私有成员。友元的作用在于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但是，它破坏了类的封装性和隐藏性，使得非成员函数可以访问类的私有成员。

68、“罗马帝国灭亡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0 – 这样他们就没法给自己的C程序指明成功退出的路径了。”
(Robert Firth)

Java

69、“Java从许多方面来说就是C++–。”
(Michael Feldman)

70、“说Java好就好在运行于多个操作系统之上，就好像说肛交好就好在不管男女都行。”

(Alanna)

71、“好吧，Java也许是编程语言的好榜样。但Java应用则是应用程序的坏榜样。”
(pixadel)

72、“要是Java真的有垃圾回收的话，大部分程序在执行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干掉了。”
(Robert Sewell)

开源

73、“软件就像性事：免费/自由更好。”
(Linus Torvalds)

74、“唯一对免费软件感到害怕的人，是自己的产品还要不值钱的人。”
(David Emery)

代码

75、“好代码本身就是最好的文档。”
(Steve McConnell)

76、“你自己的代码如果超过6个月不看，再看的时候也一样像是别人写的。”
(伊格尔森定律)

77、“前面90%的代码要占用开发时间的前90%。剩下的10%的代码要占用开发时间的另一90%。”

(Tom Cargill)

软件开发

78、“好的程序员会用脑，但是好的向导救我们于样样都要想到。”
(Francis Glassborow)

79、“在软件里面，我们鲜有有意义的需求。就算有，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也取决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否解决了客户对问题是什么的观念的转变。”
(Jeff Atwood)

80、“想想我们计算机程序的糟糕现状吧，很显然软件开发仍是黑箱艺术，还不能称之为工程学科。”
(Bill Clinton，前美国总统)

81、“没有伟大的团队就没有伟大的软件，可大部分的软件团队举止就像是支离破碎的家庭。”
(吉姆·麦卡锡，微软VC++总监)

调试

82、“一旦我们开始编程，就会惊讶地发现让程序正常没想象中那么简单。调试不可避免。那一刻我认记忆犹新，当时我就意识到，从今往后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寻找自己程序的错误上面了。”

(莫里斯·威尔克斯 调试探索, 1949)

83、“调试难度本来就是写代码的两倍。因此，如果你写代码的时候聪明用尽，根据定义，你就没有能耐去调试它了。”
(Brian Kernighan)

84、“如果调试是除虫的过程，那么编程就一定是把臭虫放进来的过程。”
(Edsger W. Dijkstra)

质量

85、“我才不管它能不能在你的机器上运行呢！我们又没装到你的机器上！”

(Vidiu Platon，罗马尼亚的微软最佳学生合作伙伴MSP)

86、“编程就像性一样：一时犯错，终生维护。”
(Michael Sinz)

87、“有两种写出无错程序的办法；只有第三种有用。”
(Alan J. Perlis)

88、“软件质量与指针算法不可兼得。”
(Bertrand Meyer)

89、“如果麦当劳像软件公司那样运作的话，每一百个巨无霸就会有一个令你食物中毒，而他们的回应是，‘真对不起，这是一张额外附送两个的赠券。’ “
(Mark Minasi)

90、“永远要这样写代码，好像最终维护你代码的人是个狂暴的、知道你住在哪里的精神病患者。”

(Martin Golding)

91、“是人都会犯错，不过要想把事情彻底搞砸还得请电脑出马。”
(Paul Ehrlich)

92、“计算机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都更快速地导致你犯更多的错误–可能除了手枪和龙舌兰酒是例外。”

(Mitch Radcliffe)

预测

93、“能发明的东西都发明出来了。”
(查尔斯·杜埃尔, 美国专利局局长，1899年)

94、“我认为全球市场约需5台计算机。”
(托马斯·沃森, IBM董事长, 约1948年)

95、“看上去我们已经到达了利用计算机技术可能获得的极限了，尽管下这样的结论得小心，因为不出五年这听起来就会相当愚蠢。”

(约翰·冯·诺伊曼,约1949年)

96、“但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IBM先进计算机系统部的工程师对微芯片的评论, 1968年)

97、“我们没有理由让每一个人在家都拥有一台电脑。”
(肯·奥尔森,数据设备公司（DEC）总裁，1977年)

98、“640K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已足够。”
(比尔·盖茨,1981年)

99、“Windows NT的RAM寻址空间可达2G，这比任何应用程序所需都要多。”

(微软, 谈及Windows NT的开发时所言, 1992年)

100、“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成为无纸化社会，直到掌上电脑一族发布擦我1.0*（WipeMe 1.0）为止。”

(安迪•皮尔逊，商界领袖)

*译者注：意思是说难道你大便不用纸吗？

101、“长此以往，除了按键的手指外，人类的肢体将全部退化。”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师)

（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管理大师名言录（下）	杰克韦尔奇名言50句	20则名言：痛苦这东西，天生该藏在心底	爱情名言录（1）	一些名人名言（生活、爱情、学习）
无觅

剧评：我们需要的只是爱
作者：俊采星驰

【1】在”反复”观摩《 PB》的过程中，偶尔会觉得，作者和导演大概是有志于贯彻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文学理想吧——他们时刻都谨记着要在剧情布局的一针一线中刺满了”于观众如锦缎、于角色如荆棘”的戏剧冲突。而正是这些冲突，印证着那句著名的”TO BE OR NOT TO BE”，总能在”考验”角色品质的同时也让观众交待出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无疑，Michael 是最经得起”严刑拷打”的人。如果说，时尚而欲求非凡的美剧也有教化功能的话，那么，Michael Scofield就是”FOX TV”送给大家的一个漂亮标本。

【2】从小爱看警匪片，发现一秘密：警长要下决心追踪一个案件，往往是因为自己心海深处埋藏着一段往事或者受害人是一个柔弱美丽的女子。同样，我下狠心追看《 PB》并决意要摸清它的所有脉络，首先便是因为一首动人心弦的插曲。

【3】虽然它更早出现于同样出色的美剧《THE O.C.》，但歌词的举手投足更能显出它与《PB》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Michael 为了回应哥哥Lincoln长久以来无私的爱，近乎自残地放弃大好前程，精心策划了一起”斯文”的银行抢劫案，换得两年FOX RIVER的刑狱，换得一个协同哥哥越狱的机会。可是，连这样的机会也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并剥夺。歌声就响起在Michael即将被遣送到另一个监狱的时刻，那是一个足以让人彻底绝望的时刻！

【4】有人说，关在黑屋子里的人，不去打搅，可能会睡得很香；一旦叫醒了他们，却又无力营救，那才是更大的痛苦。Michael的出现，给了很多人梦一般的希望，但他的离开，只会让人对他徒增怨恨。而爱恨的纠缠就只有他一人可以去独自承受了。

【5】但凡美丽的歌，都离不开那同一个单词—— LOVE，《Prison Break》第一季第五集结尾处惊艳的一曲《Orange Sky》也不例外。你不能说这条经验很俗，只能说人们的弱点暴露得过于明显。已经证明过很多次了，无论是面对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自信还是自弃，Beatles所唱永远是对的——”ALL YOU NEED IS LOVE!”（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桔子皮的妙用	越狱片尾曲Lay It Down Slow（mp3）	视频：史上最萌滴越狱	《越狱》终结：中国人的美剧刚刚开始	打哈欠的不一定是人（26P）
无觅

Charlie Powell
芒格不但是位精明的商人，还是位爱读书的人，他一星期能看好几本书。

本周六，这对几十年的老搭档又将联袂出现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公司股东年会上，告诉数千名忠实的股东他们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看到了巨大商机。由于本轮经济危机，伯克希尔创下了巴菲特44年前接手它以来的最差业绩。

虽然现年85岁的芒格和现年78岁的巴菲特经常相互沟通想法并就公司的大部分交易彼此交换意见，但两人的行事风格还是有所不同。芒格说话简洁明了，巴菲特则显得啰啰嗦嗦。芒格倾向于共和党，而巴菲特则倾向民主党。芒格愿意出高价收购企业，巴菲特则喜欢那些没有投资风险的超廉价股。

芒格的意见曾把伯克希尔推向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投资方向。几年前，芒格听说了中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电池和汽车生产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 Inc.)，这家公司希望能开发出一种廉价、实用的电动轿车。

中国的科技企业可与那些伯克希尔投资过的中国制鞋和内衣企业截然不同。但芒格却对投资比亚迪很热心，他对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比对比亚迪的技术更感兴趣。芒格说，王传福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生意人之一。

虽然巴菲特一开始对投资比亚迪持怀疑态度，但芒格却坚持要投。伯克希尔旗下公用事业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的董事长大卫•索科尔(David Sokol)专程去考察了比亚迪在中国的工厂，他也赞同芒格的判断。去年，MidAmerican斥资2.3亿美元购买了比亚迪10%的股份。

巴菲特说，投资比亚迪是芒格的主意。他说，当芒格遇到天才，并且看到此人把企业经营得不错时，他就由衷地感到高兴。

芒格还是伯克希尔2006年向以色列金属切削工具生产商Iscar Metalworking Cos.投资40亿美元的支持者。在当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特别是鉴于巴菲特对投资廉价企业的偏好。芒格却向自己的老搭档保证说，Iscar值这笔钱。

这项交易为伯克希尔在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大手笔投资铺平了道路。上述两项投资的效益如何伯克希尔未予公布。

巴菲特和芒格都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需要变革，都对这一体系以往的过分之举进行了指责。芒格说，一些人仅仅因为敢于大量举债就获得了高得惊人的报酬。这两人一直在反复提醒人们注意滥用杠杆和衍生品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芒格认为，监管机构可以严格限制银行能够使用的杠杆（即借款）数额。这将压低华尔街公司的薪酬，因为交易员将不能再进行这么大的杠杆化投资。这可能对伯克希尔有利，该公司截至2008年年底共有243亿美元现金储备。他说，这样就会有新的游戏规则，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会很有意思。

周六的会议是在伯克希尔经历它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后召开的。去年该公司的每股账面价值缩水了9.6%。这是巴菲特1965年接手这家公司以来的最大跌幅。当时该公司是位于东海岸的一家纺织品企业，巴菲特把它转变成了一个投资王国。自去年9月份以来，伯克希尔的股价下跌了36%。

这两位投资者称，他们预计伯克希尔不久后将会恢复状态，他们还会继续合作。每周他们至少会在各自的办公室通一两次电话──巴菲特在奥马哈，芒格在加州帕萨迪纳。

巴菲特说，芒格可能比许多行业的业内人士更了解这些业务的本质，他比我看到的任何人都能更快抓住要点。

芒格在奥马哈长大，二战期间参加了美国陆军，在阿拉斯加任气象员。战争结束后，他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位，成为加州一家公司的律师。

他也成为了一名认真的投资者。1959年，他在奥马哈一家餐馆首次见到巴菲特。经过多年来在众多投资上的合作，两人于1978年终于在伯克希尔成为全职搭档，芒格出任了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

他们早期的一项交易是收购了伯克希尔旗下最知名的品牌之一。1972年，芒格说服巴菲特共同以2,500万美元收购了加州盒装巧克力生产商See’s Candies。虽然按一些指标衡量收购价似乎太高，但这项交易却大获成功，共带来了10多亿美元的税前利润。

纽约基金管理公司T2 Partners LLC的经理蒂尔森(Whitney Tilson)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伯克希尔不太可能发展成现在这么大。他说，芒格帮助巴菲特鉴别了一些高质量的投资，在几十年后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T2 Partners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

在财务方面，巴菲特做得更好。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世界富人排名榜，巴菲特2008年的净资产为37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微软(Microsoft Corp.)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芒格在这份名单上排名522位，净资产为14亿美元。

芒格赢得了伯克希尔公司董事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尊重。盖茨说，当美国司法部上世纪90年代末指控微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滥用垄断权力时，他曾向芒格寻求法律建议。在创立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方面，他也曾征求过芒格的意见。

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芒格的辅佐，巴菲特恐怕很难做得这么好。（via）

另附上《查理·芒格传》简介

又名: Damn Right
译者: 张戎;赵平莉
作者: (美)珍妮特.洛尔
ISBN: 9787544307574

　　虽然查理・芒格的图片已经刊登在《财富》这样著名杂志的封面，而且他在几家报纸上也露过面，但对这位被人们认为是投资巨头沃伦・巴菲特的“幕后智囊”的人写得却很少――直到现在。
　　用巴菲特的话来说，芒格是9个孩子的父亲，凭着本身的头脑成为亿万富翁，他的职业生涯是他天赋、博学、忠诚及“疱丁解牛”般智慧的明证。巴菲特本人赞誉芒格是开拓他视野的人，然而，这部关于投资界最神秘、最迷幻人物的书，却揭示了查理・芒格不仅仅是站在巴菲特皇冠后的人。
　　素材的收集来自芒格本人史无前例的配合、沃伦・巴菲特大量的访问、演讲手稿和其他书面文字。通过本书，你可以了解伯克逊・哈撒威公司副官席芒格先生如何拥护伦理企业操作――诚实、坚忍不拔；如何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并对家庭、社团及世界负责。（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巴菲特投资三原则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最后的18天	50条加菲猫经典搞笑语录	菲茨杰拉德：明智之举	枕边美容：王菲瘦身秘方之巫婆汤
无觅

认为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这是一个误解。     

编者附：罗斯福新政_百度百科    

                 罗斯福新政_维基百科

　　■郎咸平

　　今天的金融海啸就像美国1929年一样，当时美国股市的市值由891亿美元一家伙跌到了150亿美元，跌去了80％的市值。而失业率高达16％。这是非常可怕的。结果一个伟大的总统上任了——罗斯福，很多人认为他挽救了美国经济。

　　其实，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也是这么被教育的。当时老师跟我讲，他怎么挽救美国经济，他说美国失业人口是非常多，非常严重。因此美国政府就请几个 工人过来挖一个洞，挖完洞之后再把它填回去。他说由于工人挖洞，他肚子饿就要去买面包，面包店关门了，他要买面包，面包店为了卖面包给他，得重新开门，重 新开门就得生炉子来烤面包，为了生火就必须去买煤炭或者木柴，同时要买面粉、买糖。由于他要买面粉、买糖、买木柴、买煤炭，所以制造面粉、糖、煤炭跟木柴 的工厂都必须得开工。由于他们必须得开工，因此他们得聘用更多的人来帮他们生产面粉、糖、木柴跟煤炭，这些工人就业之后拿了钱又要去吃牛排了，然后卖牛肉 又起来了。所以这个环环相扣，你就发现，工人挖洞跟填洞的过程可以使面包店开业，可以使面粉工厂开业，而面粉工厂开业又刺激了物流业，因为你要把面粉送到 这个厂。然后前面又刺激到农民的生产欲望，糖也是一样。木柴跟煤炭都是一样，你会刺激到，一个一个行业往上走。那就业人口就增加了，消费就更增加了，他们 更要吃面包了。还买牛油，再买果酱，就透过这一种复杂的连锁反应，美国经济就这样复苏了。

　　经过很多人的研究，发现我前面讲的故事呢，都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从1929年、1930年一直到二战爆发的前一年，我们看看美国经济是怎么 样的情况。1930年左右的美国失业率是16％，10年之后，到了二战之前，失业率提高到17％。更精确一点，是从15.9％到17.2％，失业率更严重 了。而1929年之前没有萧条的时刻，失业率是3％。所以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这种挖洞的政策是失败的，没有增加就业量。

第二个，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930年左右是16％，到了二战之前跌到了14％。而且更可怕的是，1938年美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大恐慌，历 史上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罗斯福萧条。因为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也就到了1938年二战的前一两年，美国的经济还是处于罗斯福萧条状况。

　　所以，前面我老师讲的故事，统统都是错的。你想透过建两条高速公路拆两条高速公路，挖两个洞填两个洞，就使经济复苏？不可能。因为整个经济体系 过于复杂，高速公路、桥梁、挖洞，它所影响的行业不是没有，确实有。可是微乎其微，因为影响的行业太少，同时这些建筑工人、挖洞工人，他薪水是很低的，这 么低的薪水你想去透过他去买面包，再来刺激造糖工业、造面粉工业，煤炭、木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太低，他们的薪水太低。所以到最后你发 现，我们投资基础建设也好，挖洞也好，都是一个幻影。你想透过这种方法来拉动经济是不可能的，至少罗斯福没做到。

　　罗斯福不但没有做到，反其道而行之，他透过所谓的中下级人口微薄的薪水拉动经济没有做成功，那么他在1935年干了一件非常错的事情，就是把美 国人的最高税率由24％提高到了79％，也就是赚100块你要付79块的税。大家谁还投资？大家都不投了。而且79％，79块钱都去了政府口袋里面，那么 政府为什么征那么高的税呢？因为政府有大量的基础建设，公共建设要投资。花了大量的钱，没办法，只能提高税率，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造就了1938年的罗斯 福萧条。

　　其实美国经济怎么恢复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美国参战。你别听他讲，为了民主、自由，算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经济萧条不行了，这是我对他 的评估。失业人口17％，多么危险的社会动荡，干脆都去打仗。美国参战之后，透过各种产品的需求，它消耗特别快。比如说一架飞机上面，它不只是一个机械的 问题，而是螺丝钉、玻璃、塑胶?? 因此对于战争而言，它整个需求就不是挖洞工人的一点薪水去买面包那么小的需求量，范围也不会那么窄，而是对于整个美国的工业，各方面的需求，因为所有的工 业都需要才能够造一架战斗机。而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对于各种行业的需求大幅上涨的结果，挽救了美国经济。

　　当然很多人会问我，那你觉得现在美国会不会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我认为不会，因为目前不是当时那个时代。发动战争不是这么简单的，打打伊拉 克跟伊朗弥补不来62万亿，你必须发动一场世界大战，那是不可能。在没有战争情况之下，美国如何解决问题，据说这就是奥巴马总统头发变白的真正原因。（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李云迪与郎朗：一样的天才不同的结局	郎咸平的爱情经济学	奥巴马就职演说（视频和音频）	奥巴马就职演说（中英全文）	郎咸平：绿皮车让民众回归幸福时代
无觅

各个国家都提高警惕，从旅游警告和入关限制抓起，防范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墨西哥及美国相继出现的猪流感病症。陈冯富珍与媒体进行电话回忆时称，目前猪流感情况严重，爆发太快，承认对该病毒认识不足，不排除这次H1N1猪流感病毒像H5N1禽流感病毒和SARS般，变成全球性流行病毒。2009年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越发严峻的疫情，发布了关于新型猪流感的常见问题权威解答。该信息的推广，有助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疫情抑制与防范。

机场旅客佩戴口罩

猪流感是由A型流感病毒引发的常见猪类呼吸系统疾病，具有较强致病性，但由此引发的死亡率却极低（1－4％）。与人类流感病毒相同，该病毒在猪群中可全年传播，高发期为秋冬季。科学家于1930年从一致病猪体内检测并分离出第一例典型猪流感病毒，即如今广为人知的Ａ／Ｈ１Ｎ１病毒。H1N1, H1N2, H3N2, 和 H3N1病毒是Ａ／Ｈ１Ｎ１的亚型病毒，均在猪群中传播。由于流感病毒具有跨物种传播的特性，因此猪群也会感染禽流感和人类的季节性流感，如H3N2猪流感病毒最初就是由人类传染至猪群的。同理，流感病毒的跨物种性也会使人类感染猪流感病毒，其症状与普通流行性感冒类似，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浑身无力，食欲不振等症状，但严重程度却有天壤之别，有些患者无任何不适，有些则足以致死。症状轻微的患者常被误诊为季节性感冒，这使得早期针对人类罹患猪流感的研究滞足不前。

墨西哥机场一对母子均佩戴口罩

人类感染猪流感并非多发病例。记录在案的些许病例通常发生在直接接触感染猪群的人身上。但1988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爆发的猪流感却是以人－人形式传播的。这次事件未导致疫情，但在照看病患却未受感染的医护人员体内发现了猪流感抗体。这个发现，于针对该疾病的研究而言颇为重要。最广为人知的人类罹患猪流感案例是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的军人集体感染事件。这次笼罩了佛克斯迪克斯军营一个多月，而后又神秘消失的猪流感病毒，使四人因肺炎症状被送诊而后检测出感染猪流感病毒，并造成了一人死亡。该军营并无与猪类有直接接触，因此导致病情发生的感染源和传播途径均为得到证实。但军营人口密集，无疑是造成该疾病传播的导火索之一。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过去通常一两年才会在全美范围内接收到一例人类罹患猪流感的报告。但从2005年12月开始，该病例呈明显上升趋势，至2009年1月，该机构已接收12例确诊报告。

墨西哥城向市民发放口罩

对于猪流感病毒的传播途径，世界卫生组织解释到，该病毒非常活跃，可由人传染给猪，猪传染给人，也可在人群间传播。食用七十摄氏度以上烹调过的猪肉和猪肉制品并不会导致感染。人群间传播主要是以感染者的咳嗽和喷嚏为媒介，在人群密集的环境中更易发生感染。如果接触带有猪流感病毒的物品，而后又触碰自己的鼻子和口腔，也会受到感染。因此，勤洗手，多通风，咳嗽和喷嚏要憋住，避开人群密集的环境，是防范猪流感的第一要务。墨西哥卫生部施令墨西哥城大、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停课，禁止接吻，发放并佩戴口罩，在公共场合要求人与人之间最少保持1.8米距离等举措，是抑制猪流感疫情的有效方法。

墨西哥城要求公民在公共场合彼此距离最少1.8米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袁国勇教授指出，猪流感主要对抵抗力弱的人威胁较大。所以，只要保持身体健康，坚持体育锻炼，民众不需要过于担心。如果发现从美洲回来的旅客发生流感迹象，则要立即送诊，并进行某种隔离，就可以减慢疫症在病症人群中的传播。

墨西哥城交警发放口罩

世界卫生组织称，这次爆发的流感病毒已被证实为猪流感，禽流感和人类流感经过“洗牌效应”产生的新病毒。不同的病毒相遇后交换基因，变异为新型的混种病毒，因此人类对其缺乏免疫力。这将使得此次猪流感疫情的波及范围和后续影响难以估测。但该病毒的攻击性，人体免疫力的个体差异和人类从对抗各种流行性感冒中所获取的综合抵抗力都是决定这次疫情状况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还没有研发出针对猪流感病毒的疫苗。由于H1N1猪流感病毒不同于H1N1人类流感病毒，因此，现有的流感疫苗并不能预防H1N1猪流感病毒。 但四种治疗季节性流感的药物可预防猪流感：金刚烷胺（amantadine），金刚乙胺（rimantadine），奥司他韦（oseltamivir）和扎那米韦（zanamivir)。尽管其均为治疗流行性感冒的有效药物，但近期从猪流感患者体内检测出的病毒特征来看，它已对金刚烷胺（amantadine），金刚乙胺（rimantadine）有了抗药性。因此在治疗和预防时，采用奥司他韦（oseltamivir）和扎那米韦（zanamivir)将更为有效。如果上述四种药物都无法对抗病毒，则可能要隔离爆发社区，中国要密切留意情况发展。

来源：网易

另附 百度百科_猪流感
猪流感常识_英国卫报
及东方卫视相关报道视频一段

佳人猜您也喜欢：
猪流感全球范围内爆发	猪流感改称A/H1N1流感	甲型H1N1流感预防措施	冯唐：小猪大道	趣味：女人不花钱的都是猪
无觅

摆在药店里的中药是静态的，而记忆里那些被我们用过的中药却是活生生的。这些中药的背后，有祖母的疼爱、妈妈的体贴，有朋友的关怀、女儿的孝顺。每一种中药都很养生，每个故事都很动人。（小时候，如果有什么小毛病，总可以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找到一些对症的草药，就么捣捣，病很快就好了。我知道城里人现在不怎么用这些中草药了，也许是怕麻烦吧！）

金银花：像烈日下一抹清凉的树荫

小时候因为身体弱，体质差，爸妈总是让我喝中药来调理，每次喝药我都是挣扎着闭上眼睛，含泪吞下，就像是在服毒药一般，所以只要说起中药我就想起那种痛苦，而金银花和甘草却让我对中药有了新的认识。

每到夏天，妈妈总会买一些金银花配上甘草泡水喝，每次上学之前，妈妈会泡上满满一茶壶，回家的时候，茶壶里的金银花茶也就凉了，喝起来很爽口，还有淡淡的甘甜味和清香。

不过我家的金银花甘草茶仅限于夏季喝，上高中以后，我才知道金银花和甘草都是中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离家生活后，我依然坚持每年夏季喝金银花甘草茶。（沙琼）

鱼腥草：童年记忆里刻骨铭心的怪味道

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那漫山遍野的野菜野果，可以任由嬉笑打闹的伙伴们比赛采摘，有一种绿叶白花的植物，因为老爸极力推荐，也曾兴高采烈地尝过一次，入口的瞬间，那难闻的腥味和口舌间滑溜溜的恶心感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后来我才知道，那便是鱼腥草。

老爸告诉我，鱼腥草能清热解毒；我总爱口干舌燥，所以鼓起勇气开始吃鱼腥草，没想到消火的作用还真不错。

就是这种难吃的鱼腥草，后来不仅成为了饭店里一道颇受欢迎的野菜，还被广泛应用到中成药和中药注射剂当中。爱吃辣的家乡人，更是用鱼腥草泡的茶，直接替换掉白开水，免费供食客饮用，给辣椒“灭火”。

如今我已经彻底拜倒在了鱼腥草下，喝鱼腥草泡的茶，吃鱼腥草凉拌菜，用含鱼腥草的药物……(余易安）

橘红丸：细说母爱的点点滴滴

家在东北，小时候常常会咳嗽得很厉害，整夜整夜的咳嗽，不但自己很受罪，爸爸妈妈也时常睡不好。那时能让身体舒服一些的东西，就是热炕头、大米粥和橘红丸。

橘红丸是姥姥给买的，当时价格是几毛钱。小孩子嗓子眼细，妈妈怕我噎着，就会洗干净了手，把橘红丸搓成细细的小条，然后再捏成小小的药丸，喂给我吃。

当时觉得橘红丸的味道很微妙，甜丝丝的，但是有一点酸苦，总之小时候的我对橘红丸不算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吃下橘红丸后真就不咳嗽了，很舒服地睡到天亮。长大后，身体逐渐好了，少咳嗽了，橘红丸就淡出了视线，只是偶尔回老家的时候，能在姥姥的药橱里看见。

长大了才知道，橘红丸是治疗陈旧性咳嗽的，所以很小的时候吃了才那么管用，而且橘红丸是应该体虚的人来吃，治疗咳嗽，还是一种天然无副作用的中药。

前段时间，天比较冷，突然有一点咳嗽，也有一点点想家。就到药店买了一盒橘红丸,才发现药价也跟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成长着，当年几毛钱的橘红丸，如今已经12块钱了。

回到家，我就着热水嚼了两丸，依稀想起妈妈半夜起床耐心地把丸药揉成小小细条条，再捏成小小药丸的样子。（吴尧）

板蓝根：一直呵护着我成长

我小时候身上总起风疹，一受风，全身上下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又疼又痒，难受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妈妈单位的医务室阿姨，每次都给我开板蓝根，袋装的，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塑料袋很小，浅蓝色的，印着几片翠绿叶子———后来才知道它就是中药板蓝根。

喝药时，先把一袋颗粒状的板蓝根倒在碗里，温水冲，一边冲一边用筷子搅动，喝的时候甜丝丝的，味道特别好，早晨和中午各喝一袋，晚上睡觉前喝两袋，这样过不了几天，风疹就会消退。

后来我渐渐发展到“板蓝根依赖”，只要得了和上火有关的疾病或症状：感冒、发烧、咽炎，就喝它，而且，每次都有效。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去看包装盒上的说明，知道它的功效主要是清热解毒。

“非典”时期，新闻说喝板蓝根能抵抗那个可怕的SARS病毒，当时，我心里是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就像一位童年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突然被发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而我，一直就生活在她的呵护里。（张炜）

山楂丸：小时候会装病讨来吃

最不喜欢吃丸药，因为太苦了，每次吃都会多多少少刻意浪费一下，这样好少吃点，唯独山楂丸是个例外。

山楂丸好吃又管用，口感酸酸甜甜的，疗效比一些胃药都强，而且见效快，平时肚子胀、胃反酸、有点恶心，吃上一丸，过不了一会儿，胃里就舒服多了，要是再多吃两丸，还会觉得饿呢。

山楂丸的成分是山楂、麦芽、蜂蜜，都是能助消化的中药，比起山楂糕、山楂片，没有添加剂，还是很“绿色”的，小时候为了能吃这种药，经常会装肚子痛，骗一丸吃吃。（郑帆影）

灵芝水：给老父亲捎去女儿的心意

我父亲是一个老烟民，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吸的都是劣质烟。每到冬天，我就提心吊胆，怕他感冒，担心他感冒会引起气管炎。所以每年冬天我都买许多牌子的止咳药，花费数百元。

后来我结识了一位灵芝的权威研究专家，就开始让父亲吃灵芝胶囊。父亲开始反对，因为许多保健品广告都将灵芝宣传成放化疗时吃的东西，而且价格昂贵。

其实，如果用灵芝作为日常保健的话，每天不到三元钱，坚持吃，效果很好，现在父亲很少感冒，咳嗽药也很少喝了。

灵芝的饮片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到，每天煮水喝，就是麻烦点，但是省钱。我常常建议吸烟的人，或者曾经有很多年吸烟史、现在已经戒烟的老人，每天喝点灵芝水。（李海清）

感冒清热颗粒：让我开始信任和喜爱中医

每到换季，或者昼夜温差大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头有点发晕，鼻子有些不通气，很是难受。

以前我只知道买些西药，喝完之后，总会感觉昏昏欲睡，工作后脑袋得每天保持清醒，后来有朋友向我推荐了感冒清热颗粒。这种药吃完之后，一点都没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头晕鼻塞的症状也完全消失。喝完之后，果然感觉浑身发热，无比舒服。

我相信，以后还会更多地和中医接触，学更多的中医保养方法。（杨绪军）

参苓白术丸：止泻效果好得让我惊讶

按理讲，我这样年纪轻轻正该火力壮的时候，可最近几年我的胃变得容易胀气，还经常着凉拉肚子，三伏天也不能吃凉东西。一位中医专家告诉我，参苓白术丸正好对你症，吃上一两个月试试。

参苓白术丸药效是益气健脾，渗湿止泻。饭前吃，也可以随饭一块吃。吃完两次，最明显改善就是大便正常了，肚子再也不胀气了，胃消化好多了。

让我惊讶的是，这药改善症状还挺快的，不过中医专家说如果想把胃彻底养好，还需坚持服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王志胜）（via）

佳人猜您也喜欢：
18个温情小故事	值得一读的20个经典励志小故事	早安晚安：温情其实就这么简单	一个挖墙角的故事	笑话一则：斑马的故事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