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语录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彻悟与痛苦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稀罕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倘无幽默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倘无女子

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金圣叹之生理学》

人之渺小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传》

悠闲的情绪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快乐哲学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笔和锥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与古人面谈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警醒迟钝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可怜的世界

……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生活的艺术》

最美的时候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搀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生活的艺术》

乘船的旅客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热情加智勇

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生活的艺术》

死了三次

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生活的艺术》

旷达的幽默家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生活的艺术》

刻板

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生活的艺术》

想做另一个人

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生活的艺术》

老年之美

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是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是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生活的艺术》

不近人情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生活的艺术》

旅行家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那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生活的艺术》

蚕

一个学者是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他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生活的艺术》

和土壤相亲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生活的艺术》

温饱黑甜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概念是“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一个中国诗人也曾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生活的艺术》

过客

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美人鱼

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美人鱼（The 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女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生活的艺术》

      论科学

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科学发明,就是靠这个趣字而已。

     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识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件小事。

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偶然挨骂一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写的传记，说是归功于这位太太。书中说道，林肯怪可怜的，每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天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的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工夫，常人是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是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型，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味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喋喋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苏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苏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苏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幽默该词为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于1924年最先介绍入中国，对此，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委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张继平认为并不确切，张继平向记者介绍说，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时间比林语堂首次使用“幽默”的译法早18年。

王国维在1906年出版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书中普议及“humor”一词，并将其音译成“欧穆亚”，认为“欧穆亚”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以后也未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定“幽默”为“humor”的汉译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humor” 一词的中文翻译第一人应该是王国维，“humor”进入中国已整整100年。

据了解，“幽默”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此处的“幽默”意为“幽默无声”。然而，“幽默”一词作为音译的外来词，与古汉语词语“幽默”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淬，“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新义所取代。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林语堂把“humor” 译为“幽默”，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也持有异议。鲁迅曾认为它容易被误解为“静默”或“幽静”，而觉该译法不妥。翻译家李青崖主张译为“语妙”、但“语妙天下 ”是句成语，有“光说不做”含义。语言学家陈望道拟将其译成“油滑”，又觉不够确切，且有轻浮之嫌。后来，语言学家唐栩侯又将其译作“谐穆”，认为一“谐 ”一“穆”构成“humor”整体。最终，林语堂的翻译方法被世人所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自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初中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而林语堂本人也被称为“幽默大师”。

2008年9月以后网络广为流传这么一句号称是林语堂的话：“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段话因其对中国封建思想遗毒犀利而精准的批评迅速流行，有一说是出自林语堂的《吾国吾民》，而搜遍网络，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中并未出现这句话。继续再搜索有林语堂和这句话的页面，全部都是2008年9月后大量出现，但细查出处，大量翻看这些页面，并无证据说明是出自林语堂。（来源）

延伸阅读：林语堂文集在线阅读

曾经觉得,赤子之心属于心灵的化境,庸常之人难以企及。随着年事渐长,周围的人来来去去多了,不经意间蓦然回首,那样的化境,其实就存在于庸常的生活当中,并且令生活变得不那么庸常。

在报界做事,写文章是一门活计。几十年世事沉浮,一些年长的同行,包括我自己,都不免有过“奉命之作”,甚而是“违心之作”。直到今天,虽然季老的箴言“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博得了众人称道,但是,受利益驱动,被利害左右,讲昧心的话、作违心之文这样的“职务行为”,如同社会上其他庸常的恶,仍时时被堂而皇之地放纵着。

是呵,当恶以庸常的面目出现,人们往往会心安理得,甚至变得习以为常。批评广告客户的稿件如何通过桌底运作被撤下版面?涉及公众利益的听证如何被粉饰成皆大欢喜?灾难过后的反思为什么会让位给了表扬?……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似乎更乐于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那个脱口而出说破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异数。

有一个年轻人,辗转做过几家媒体,我们一起共事时,此君尚无正式编制。十几年前,这样的浪迹四方的传媒青年很是不少,有时候,他们会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有点理想,有点清高,有点文采,有点情调。不同的是,文学只是文学青年的业余爱好,传媒却是传媒青年的谋生饭碗。多么清高的人,在生计面前,会不会也有摧眉折腰的时候呢?

或许因为这份生计是个泥饭碗的缘故吧,这个年轻人工作之勤奋,几乎到了让人于心不忍的地步,经常见他加班加点,熬完通宵,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衣而睡,做事比许多在编的同事都要上心。后来发现,在世俗眼光中,这根本是个无法理喻的人,他其实并不在意手中的饭碗,而是特别着紧另外的事情。他的直言不讳把新闻标题变得生动而又扎眼:“肯德基惹起布衣之怒”、“周林公司伪造了些什么”、“中国电信业该开放了”；他的古道热肠把孤军奋战的王海、杨剑昌、丘建东们请进了消费者维权群英会。有学者因此考证,这张报纸是中国消费者维权运动的“风中之旗”。而公民知情权的觉醒亦由此发端,且一发不可收。

这是一个给报纸带来销量也带来“麻烦”的人。有广告业务员看到他要刊登批评客户的稿件而去通风报信,客户找上门纠缠令老总为难,他却寸步不让,丝毫不看老总的脸色行事。至今想起他较真的样子,我仍然感到一股凛然之气。就是这样一个人,十多年后,当我们不再是同事,为了和他毫不相干的一名记者的工伤维权,他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当年那个眼睛揉不进沙子的年青人,似乎又横眉怒目站在我的面前。

世上总有一些人,在浮躁喧嚣的现实面前,努力保存着浑然天成的纯朴,赤子之心赋予了他们“无所不思,无所不言”的独立人格。我有幸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为文则秉笔直书,冗繁削尽,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为人则淡泊明志,不求飞黄腾达,但求无愧于心。

有两个朋友,做了报社的老总,却都没有学会“世故”,更不懂“曲意逢迎”,看他们为人做事对基本道义的执守,常常令我自愧不如。在书生成堆的地方,这样的执守,有一种荡涤污浊的澄明,有一种风雨同舟的温暖,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世事洞明的曹雪芹借宝钗之口这样说。难得八面玲珑的宝姐姐说出了一句这么不圆滑的话。

在庸常的生活中如何企及心灵的化境?梅贻琦先生说得最是平实:“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能够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都付诸“好好去做”,何止是一种幸运,不也是一种鞭策?（来源）

（李彦宏在讲解框计算）

谷歌风波骤起的前几天，我刚刚和李彦宏先生有过一次聊天，大约40分钟之内，我问得尖锐，他答得规矩，以至于我中途开玩笑地说，咱们不要那么外交辞令，放松一点才好。

这次，好多人以为，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彦宏应该会及时出位，抢占市场，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李彦宏和他的百度，似乎安静得让人不习惯。刚开始，有年轻的百度员工如孙云丰雀跃出来，说“Google市侩”，结果被李彦宏一巴掌拍了回去，孙的博客文章删除，对网络上被转载的稿子，则动用了所有的公关手段，要把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事实上，这才是李彦宏的招数。多年以来，那些攻击百度的人，都拿商业模式来说事，以为百度的竞价排名和企业公关过滤有道德缺陷，其实，百度一直面临核心技术和自我审查的市场审视，才是他的最大软肋。比如，众人以为，百度不过是剽窃了谷歌的一些基本技术和商业模式，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的搜索技术，就是把谷歌的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还比如，百度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信息自我审查，以至于到最后，百度带给用户的，首先是连篇累牍的广告页面，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反而被遮蔽在旮旯里。

可是，那些坐在电脑前面的、大多数的中国面孔并不知道这样的现实，或者他们本来就没有升起一种海量的信息需求，或者他们以为搜索过滤，本就该如此。记得当三聚氰胺闹剧出来之后，百度是有过麻烦的。

但是现在，当谷歌声称要退出中国，李彦宏知道他的用户们的反应，他不需要说得太多，甚至他不需要言说，对手在用一种决绝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无论百度愿意不愿意，它都是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最令人关注的焦点。

所谓此地无声胜有声，这个时候的李彦宏选择沉默，是合理的。我所了解的李彦宏，每次面对纷争，都是一副言辞谨慎的模样。面对尖锐的提问，他甚至像一个外交官，大而化之，立场鲜明，他不会在口实上留下不利于生意的把柄，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生意人，一个在中国赚钱的生意人。

平心而论，生意人向环境妥协，向市场妥协，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在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企业家阶层是最具有妥协精神的一群人，赚钱才是商人的第一目的，任何一个公司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显然不是一个卓越的公司。

从市场的分工命题看，这样的表述当然合理，但凡事总得有个底线。所以，谷歌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不作恶，万科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不行贿，微软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不剽窃。这些所谓的底线，看似简单，其实做到极难。

那么百度的底线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

苏小和–李彦宏

“我们面临的环境接近完美”

与市场妥协不是个大问题

苏小和：作为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你认为自己在整个中国企业史的脉络中有什么样的标杆意义，或者说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李彦宏：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但从做企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进入的时代比较好。但像柳传志柳总他们那一代人，情况则完全不同。柳总就经常说，那个时候，他们除了经营企业外，还必须去处理社会对于企业、对于市场经济的种种不理解。

在我的整个创业过程中，从到美国读书，然后工作，再带着技术，带着风险投资回国，从一两个人做起，我没有柳总那样的经历，而是完全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一步一个脚印做到现在的规模。这样的一个过程与单纯的经历，是以前不曾有的，当然在未来可能会有，因为那时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但就目前来看，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成立、管理与经营企业的企业家。

苏小和：你的意思是，在企业制度方面没有走过弯路，企业建立之初就是现代企业制度。

李彦宏：对我来说，不知道什么叫改制。

苏小和：这么说，百度自成立到现在都没有遇到太多麻烦，但是据我的了解，事实上，作为一个搜索公司，一个新技术公司，是会遇到不少麻烦的。

李彦宏：任何一个创业者在准备创业的时候，就必须做好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的准备。这些“麻烦”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乃至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碰到。我在下决心创业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了这点。

这些麻烦与制度毫无关系。因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技术型企业而言，公司治理制度也好，整个大环境也好，都不是我们最关注的话题，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用户的评价。每天有好几亿人在使用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百度的事人们都会很感兴趣，小事也就可能成为百度的大事。

苏小和：不久前，在与沈南鹏聊天的时候，他说，作为上市公司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就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在这方面，你们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如果没有环境的限制，你们可能做得更大，走得更远。

李彦宏：在这方面，我们发挥了非常正面的作用。百度成立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如此便捷地获取信息。当时，绝大多数互联网都使用英文。当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在百度可以找到，而在百度找不到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几乎找不到时，使用百度的人就越来越多。今天，百度收录的中文网页超过150亿个。最近，谷歌CEO说未来五年，中文有可能变成世界上的第一大互联网语言。

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当然可以，并且还有很多事可做。创立的时候，我们只有5个工程师，现在发展到2000多人。这么多工程师，他们每天的忙碌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让公众更便捷地获取所要信息，而这也是百度的理想。

苏小和：在中国做企业很不容易，因此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企业家是一个具有妥协性的阶层。有句老话“和气生财”，企业家的第一目标是盈利，因此不应该和环境过于冲突。不知道你与市场有着怎样的妥协？

李彦宏：我并没有将这些东西看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确实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不能理解我的做法呢？举个例子，十年前，甚至更近的时候，在国内，黑客经常被当作英雄来宣传，甚至出现“红客”的说法。百度在成长过程中也遭遇过黑客的骚扰与攻击，我们的服务甚至因此而出现了短暂的中断。如果让公安局去抓捕黑客，那是很困难的。首先，当时他们在技术上难以做到；其次，大的舆论环境并不支持。因为公众并不认为黑客就是罪犯，反而觉得他们是技术高手，是英雄。公众的这种观念对我们的发展造成了一些困扰。

苏小和：因为泄露了客户的个人资料，杨致远曾经在美国国会向一个中国的用户道歉。当时就有一个议员问他，作为企业家，你除了赚取大量的钞票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追求？难道你的人生仅仅是将企业做大？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李彦宏：其实，美国的政治也很功利，尤其是在议员的层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论基本上是为他的选票而设计的。比如，这个议员的提问，我相信这并不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而是说给选民听的。

作为企业家，我们应该做企业家该做的事，而不是政治家该做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一定要将赚钱放在首位。如果市场比较合理，那么赚钱就应该只是副产品。也就是说，当你的企业做好了，对社会有所贡献了，钱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入你的口袋。但如果对社会产生了坏的影响，伤害了社会，那么钱就会越来越远离你。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效应。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不能说已经完美，但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个状态。

苏小和：田溯宁回国的时候说，“我要把互联网带回家”，回来之后他又说，“我要用新技术改变中国，或者说，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如果从技术方面来看，事实上，百度成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田溯宁的网通就没有了踪影。你怎么看待你们俩之间的差异？

李彦宏：我们俩的不同之处主要在时机上。他比我早回国，是海归的先驱。他给我们这些有类似背景的人了很多路。通过他的经历，我们知道在中国哪条路能走通，而哪条路走不通。他希望用技术改变世界，对社会，对人类产生影响，不仅是他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更是我们这一批在硅谷呆过的人的理想。我没有像老田那样尝试很多东西，而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创立百度，到现在还做得不错，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

苏小和：除了时机，可能他选择的模式也有问题。比如，他一开始就选择与国有企业合作，希望从体制内找到一个发展的路径，而你则走了一条技术路径。

李彦宏：我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善于交际的人，所以我选择去做那些不需要天天请客吃饭，交际应酬，而只需埋头苦干的事情。与电信公司打交道，或者说进入国企，其实需要很多技巧，在这一点上田溯宁比我擅长。

我们一直在等待市场的到来

苏小和：在搜索引擎工具的选择上，社会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现象，那就是，有自主意志的人不太愿意使用百度，而选择其他的搜索引擎。对此，你怎么解释？

李彦宏：其实，我不需要解释这个现象。我的理想是用技术改变世界，通过技术让人更便捷地获取信息。所以，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刻意去思考哪类人是我要争取的。我要做的就是，让远在新疆种地的农民能像大都市里的人一样，想知道什么他就立刻能便捷地知道。这是我致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产品设计也完全体现了这个理念，只需要琢磨什么产品和服务是普通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贴吧、知道、百科就是以这样的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比如贴吧，已占百度10%以上的流量，但它的用户相对来说比较草根。但这有什么错？中国的十几亿人中大部分是普通人，他们是最弱势、最需要帮助、最需要被服务的一群人，而我们所做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就是要让最多的人从中受益。

苏小和：大家都知道，企业，尤其是像百度这种新技术的企业，如果肩负着一个培训市场的重任，那它很可能无法发展，甚至是消亡。

李彦宏：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而且即使是大公司，如果期望通过一个公司的力量来推动整个市场的发展，这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市场的到来。如果2000年的时候，我们贸然进入，我相信即使砸再多的钱，也不可能砸出今天的市场份额。但到2004年、2005年，当市场成熟之后，突然之间，搜索引擎变成一个大众型的东西。做好一切准备的我们也就突然成长了起来。无论百度有多少市场份额，无论百度能否被打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度的市场基础在那个时候已经奠定。

苏小和：事实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电子商务领域，王峻涛可能是培育市场的人，但最后收获的是马云。在搜索引擎领域，我们看不到诸如王峻涛一类的市场培育者，百度一出现就获得了成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李彦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搜索引擎的门槛非常高。2000年，我为什么会选择搜索引擎？除了自己喜欢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完全空白，没人真正理解搜索引擎技术。那时的中国门户网站全部依赖国外技术，而不是自己开发。放眼全球，真正有市场地位的专攻搜索引擎的企业非常少，大约四家，中国一家，俄罗斯一家，韩国一家，美国一家。西欧经济发达，但它也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业，一般人做不了。

我不是拿来主义

苏小和：但有人说，百度所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就是将谷歌的技术拿过来使用。你觉得，这一说法对你公平吗？

李彦宏：这是很不公平的。这里有点细节的东西。1987—1991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的专业就是信息管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研究与搜索引擎相关的技术。到美国读书后，更是接触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搜索引擎技术，那时叫信息检索技术。虽然，那时互联网意义上的搜索引擎还没有诞生，但这套技术其实已有几十年历史，而美国一直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1996年的时候，我发明了“超链分析”，这是1999年之后，世界主流搜索引擎都采用的一种搜索引擎技术。1998年，在硅谷我也是第一个将长远分析理论和技术运用到搜索引擎的。那时，谷歌还不是一家主流搜索引擎企业，但他们已经在开始使用这套东西。

2000年，我做百度的时候，谷歌仍然不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我们也没有想去学它。现在，从我们的产品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与谷歌在指导思想上非常不同。比如2003年12月，我们创办第一家贴吧。再早期的时候，大家对中文人名没有进行过认真考虑，比如，“王志”和“王志东”本是两个不同的人，但在英文搜索技术中，人们在检索“王志”的时候就会出现“王志东”的相关信息，因为它们是相互匹配的。

苏小和：为什么对同一词条，百度与谷歌检索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呢？

李彦宏：这个问题，我没法给出精确回答。因为对于每一个检索词，在其背后的检索过程中，哪一步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一直致力于搜集最多、最全的信息索引，但在实际操作中，用户可能会发现相反例子。

比如，在百度，检索词越长，用户找到的检索数目就越少。因为，我们认为用户检索的所有词语都应该出现，这样才能确保检索的精确性。但在谷歌或西方的搜索引擎，检索词越长，检索到的信息就越多。它们认为，与检索词中任一词语相关的信息都应该出现。换句话说，百度采用的是“与”逻辑，而谷歌或西方的搜索引擎采用的则是“或”逻辑。对用户来说，检索结果数量的多少并没有太大价值，最关键的是，他想要找的东西找到没有。

苏小和：我印象中，北大毕业的学生都比较有使命感，比较有社会责任心，参与意识也很强，但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更多是工具理性，更多是踏踏实实做事。

李彦宏：我还是挺有激情的，虽然不能说忧国忧民，但还是在关心很多事情。只是对我来说，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情还是管理好公司，还是在我所从事的这个事业。成天去对别人品头论足，这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来源）

这是爱因斯坦于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麦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讲稿最初发表在1918年出版的《庆祝麦克斯·普朗克60寿辰：德国物理学会演讲集》。1932年爱因斯坦将此文略加修改，作为普朗克文集《科学往何处去？》的序言。

我个人非常同意爱因斯坦的观点“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
年轻的时候以为对待专业的最高境界是喜欢和热爱。随着年纪的增大，才知道那还不是。对待科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在那里，你可以逃避现实的打扰，拥有一颗安静的心灵。如果我可以对爱因斯坦的上述观点做一点补充的话，会加上这样一句：“；是要摆脱社会，家人或婚姻把自私的欲望强加给自己的桎梏。”

将此文献给所有的读者，特别是理科同学。（佳人注：反对文理分开！）

附录：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讲话）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末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们刚才在想象随便驱逐可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筑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于作出决定。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末这座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为天使所宠爱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象被赶走的那许多人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理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像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标准的严格精密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对于他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地加以控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畏缩而胆怯地不去管一切不可捉摸和比较复杂的东西时，那末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是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也就是说得出关于这些过程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太多地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性的问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由于有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可以假定，会有许多个同样站得住脚的理论物理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在所有可想到的构造中，总有一个显得别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地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它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兹(Leibnitz)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定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责备研究认识论者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之间所进行的论战的根源就在于此。
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我常常听到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力和修养，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就坐在这里，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祝愿他对科学的热爱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解决今天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

【附录：英文稿】
Principles of Research
address by Albert Einstein (1918)

(Physical Society, Berlin, for Max Planck’s sixtieth birtday)

IN the temple of science are many mansions, and various indeed are they that dwell therein and the motives that have led them thither. Many take to science out of a joyful sense of superior intellectual power; science is their own special sport to which they look for vivid experie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ambition; many other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temple who have offered the products of their brains on this altar for purely utilitarian purposes. Were an angel of the Lord to come and drive all the people belonging to these two categories out of the temple, the assemblage would be seriously depleted, but there would still be some men, of both present and past times, left inside. Our Planck is one of them, and that is why we love him.
I am quite aware that we have just now lightheartedly expelled in imagination many excellent men who are largely, perhaps chiefly, responsible for the buildings of the temple of science; and in many cases our angel would find it a pretty ticklish job to decide. But of one thing I feel sure: if the types we have just expelled were the only types there were, the temple would never have come to be, any more than a forest can grow which consists of nothing but creepers. For these people any sphere of human activity will do, if it comes to a point; whether they become engineers, officers, tradesmen, or scientists depends on circumstances. Now let us have another look at those who have found favor with the angel. Most of them are somewhat odd, uncommunicative, solitary fellows, really less like each other, in spite of thes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an the hosts of the rejected. What has brought them to the temple? That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and no single answer will cover it. To begin with, I believe with Schopenhauer that one of the strongest motives that leads men to art and science is escape from everyday life with its painful crudity and hopeless dreariness, from the fetters of one’s own ever shifting desires. A finely tempered nature longs to escape from personal life into the world of objective perception and thought; this desire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townsman’s irresistible longing to escape from his noisy, cramped surroundings into the silence of high mountains, where the eye ranges freely through the still, pure air and fondly traces out the restful contours apparently built for eternity.
With this negative motive there goes a positive one. Man tries to make for himself in the fashion that suits him best a simplified and intelligible picture of the world; he then tries to some extent to substitute this cosmos of his for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and thus to overcome it. This is what the painter, the poet,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er, and the natural scientist do, each in his own fashion. Each makes this cosmos and its construction the pivot of his emotional life, in order to find in this way the peace and security which he cannot find in tbe narrow whirlpool of personal experience.
What place does the theoretical physicist’s picture of the world occupy among all these possible pictures? It demands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ndard of rigorous precision in the description of relations, such as only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language can give. In regard to his subject matt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physicist has to limit himself very severely: he must content himself with describing the most simple events which can be brought within the domain of our experience; all events of a more complex order are beyond the power of the human intellect to reconstruct with the subtle accuracy and logical perfection which the theoretical physicist demands. Supreme purity, clarity, and certainty at the cost of completeness. But what can be the attraction of getting to know such a tiny section of nature thoroughly, while one leaves everything subtler and more complex shyly and timidly alone? Does the product of such a modest effort deserve to be called by the proud name of a theory of the universe?
In my belief the name is justified; for the general laws on which the structure of theoretical physics is based claim to be valid for any natural phenomenon whatsoever. With them, it ought to be possible to arrive at the description, that is to say, the theory, of every natural process, including life, by means of pure deduction, if that process of deduction were not far beyond the capacity of the human intellect. The physicist’s renunciation of completeness for his cosmos is therefore not a matter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e supreme task of the physicist is to arrive at those universal elementary laws from which the cosmos can be built up by pure deduction. There is no logical path to these laws; only intuition, resting on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experience, can reach them. In this methodological uncertainty, one might suppose that there were any number of possible system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all equally well justified; and this opinion is no doubt correct, theoretically. But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 has shown that at any given moment, out of all conceivable constructions, a single one has always proved itself decidedly superior to all the rest. Nobody who has really gone deeply into the matter will deny that in practice the world of phenomena uniquely determin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logical bridge between phenomena and their theoretical principles; this is what Leibnitz described so happily as a “pre-established harmony.” Physicists often accuse epistemologists of not pay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is fact. Here, it seems to me, lie the roots of the controversy carried on some years ago between Mach and Planck.
The longing to behold this pre-established harmony is the source of the inexhaustible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with which Planck has devoted himself, as we see, to the most general problems of our science, refusing to let himself be diverted to more grateful and more easily attained ends. I have often heard colleagues try to attribute this attitude of his to extraordinary will-power and discipline — wrongly, in my opinion. The state of mind which enables a man to do work of this kind is akin to that of the religious worshiper or the lover; the daily effort comes from no deliberate intention or program, but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There he sits, our beloved Planck, and smiles inside himself at my childish playing-about with the lantern of Diogenes. Our affection for him needs no threadbare explanation. May the love of science continue to illumine his path in the future and lead him to the solu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 present-day physics, which he has himself posed and done so much to solve. May he succeed in uniting quantum theory with electrodynamics and mechanics in a single logical system.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

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

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本人即出生官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贬斥。寅恪早年受教于私学，同堂者还有茅以升；12岁即负笈东渡，同船者有周树人。此后断续留学15载，研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备受赞誉。只因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竟未得一纸文凭（后辈钱钟书留洋经历亦似陈师）。

被荐入清华时，曹氏校长因陈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欲拒之。梁启超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遂得聘。此后凡有陈寅恪讲课，常有京师各校教授旁听，陈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奉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抗战期间，寅恪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国家光复时他却双目失明。期间任职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一组组长。时联大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解放后中山大学评教授，因陈被评为一级，其他人学问再高也无与比肩，结果均在二级以下。寅恪一生无党无派，却因学问之高，而使各派政治领袖无不仰视，传为美谈。

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学术成就仅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实为“述事言情，悲生悯死”之作。正如作者在“稿竟说偈”中所言：

奇女气消，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绝舍（注：此二句似讽学生造反，师道不存）……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二）

最能体现陈寅恪风骨的是1953年他口述给北京的一封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任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所所长。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分别致函，盛邀陈迁京就职。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口述覆信，提出两个条件：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則，就不谈学术研究。”

在当时政治情势下，敢以不奉马列、不学政治为就任所长的前提，并要求国家领袖书面保证做挡箭牌，且不论陈寅恪是否“愚腐”或托辞不往，都堪称胆大包天。不过细想，此话确与陈的一贯思想相一致。这个“从不对共产党说假话”的人，大事当前，似乎也只能这样回答。此信一出，再无声息，陈也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新史学的赶超对象。郭沫若1958年给北大历史系《关于厚今薄古》的信中宣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如今再看，郭的后期表现已成了文化的笑柄，范的历史研究已经沒有价值，只有陈寅恪至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时代的大动荡中，陈寅恪之所以未随风倒，既在于他学术上的强烈自信，更因为始终一贯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根寻源，这一思想应形成于上世纪初，张扬于1920年代。当年，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清华而成为忘年交，王后来自沉绝世，清华学生向遗体三鞠躬，唯陈寅恪行三拜九叩大礼。对静安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深刻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1929年即王国维辞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为之立碑纪念时，陈慨然命笔，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实证明，寅恪师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想到80年前，陈师是那样信奉这一真理，称之“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料也有暗淡之时。若使发扬光大，仍需后人努力。

晚年陈寅恪，已到“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年为诗欠斫头”境地，仍明知不可而为之，底线绝不改变。1957年，他在给友人刘铭恕的信中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余英时考，太史公为司马迁，冲虚真人乃列御寇，陈的“游戏试验”仍坚持不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可谓“愚顽”至极。

1958年，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以“厚古薄今”、“无聊考证”之名向陈师问罪。陈悲愤交集，致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中大不敢造次，仍留陈住校内。三年后，栖身武汉大学的吴宓来广州探访陈师，相见甚欢。这位老清华的教务长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之特立独行，政治是非暂且不论，的确体现着学人的操守和完整的人格。余英时遂生慨叹：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陈寅恪的遗产

关于陈寅恪凄惶的晚年，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有详述。按中山大学教授梁宗岱的说法，陈是被造反派安在床头的高音喇叭吓死的，或许有些夸张。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若是不被撵出他住了近20年的那座小楼，肯定会多活上几年。寅恪之死，当年在大陆悄无声息。即使后来拨乱反正，陈的价值仍未得到充分肯定，至多被当作一个博学而孤傲的史家，放在“过去式”里给予泛泛的尊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启蒙运动遭遇挫折、渐趋功利化或犬儒化时，已在地下沉寂20多年的陈寅恪才重新被人提起，进而被一些智识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受大陆学界影响，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也推波助澜，以一系列专论对陈的学术思想深入剖析、不吝张扬。神秘的陈寅恪这才被揭开面纱，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渐趋泯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一派浑沌之时，重提陈寅恪，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泯灭文化的时代而开始尊重大师时，却突然发现，在眼下的文化土壤上，再也没有站立着的大师了。

勿庸置疑，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和值得当代学人仰慕的高峰。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大博大雅，在他的时代乃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从余英时说，陈寅恪的学术权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一是博通多种古典语文，二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亲切了解，三是对与史学有关的辅助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四是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达到惊人的广度和高度（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对此，今日学人只能望其项背。

姜亮夫回忆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经历时曾说：“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陈师常以八九种语言释文讲义，连国学根底不错的姜亮夫能听懂的内容也不过三成；这曾极大地打击了他治学的信心，幸得黄侃先生鼓励才坚持下来。实际上，就连胡适、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陈寅恪也为之提供了许多高见、解决了不少问题。如此“通儒”，史上罕见。

陈寅恪的价值不仅在学术本身。就现实的意义而言，他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弘扬，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在陈寅恪所处时代，反传统的思潮被不断激化和加强，他仍“始终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中国的传统到了现代虽已不得不变，但这种改变终不应、也不能完全脱离民族文化的原有轨道。”（余英时语）联系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窃以为，体现在现行体制和经济思想上的“中国特色”相对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还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如何从“中国文化自具的特质”中寻找力量。陈寅恪以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早就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史学家，他只会用坚实的考据理清历史的脉络，而不会像一些新史家那样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言，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屈服。在1950年代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思想时，陈寅恪便不屑地称之为“一犬吠声，十犬吠影”。当他偶然从助手的诵读中发现弹词《再生缘》时，深为所动，大加褒扬：“（此书）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论再生缘》）在洋洋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再次赞赏精神独立、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而今，面对道德水准的低下，文化精神的苍白，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利益对良知的挑战，我们惊异地发现，陈寅恪80年前鼓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了陌生的字眼，他在惊涛骇浪中绝不扭曲的人格更显得难能可贵。想到清华百年即至，我们用什么来纪念这位国学的导师和学界的精神领袖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空中楼阁，始终少不了普世价值的弘扬，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痛哉陈言！

从文化立场而论，“五四”时期的陈寅恪应属于中间派，后期则趋于保守，这应与他不问政治的秉性和学术研究对象有关。于文化，这或许是幸事；然而，身处轰轰烈烈的时代，不与时俱进则必然“落伍”。陈师晚岁，便亲身感受了王国维当年的痛苦，正如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悲哉陈言！

（来源）

杨宪益访谈摘要：

解说：

他出生于银行世家，虽然童年丧父但仍备受呵护享尽富贵

他被认为是白虎星下凡，命中注定他将成就一番大事。

他与英籍妻子戴乃迭携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合作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

离骚、楚辞、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

通过他们的翻译，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学，也更加了解了中国

他在历经无数的困苦和忧患之后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大家

他，就是杨宪益。

孤独的童年

1915年，杨宪益出生于天津。其父杨毓璋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关于他的出生，杨宪益在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里这样回忆道：

“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据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孤单地长大，没有兄弟，他父亲的健康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危害；但是他在历经许多不幸和危险之后最终会取得事业的成功。”（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解说：在天津读中学的时期，杨宪益就非常喜欢十八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者马志尼。同一时期，他还接触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位伟大哲人的憧憬又引起他对古希腊的强烈兴趣。

求学牛津与埃及导游的预言

访谈：

杨宪益：我喜欢希腊文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最早的时候从希腊的史诗，到希腊的悲剧我都看了一些，觉得都很好。后来有一些古罗马的东西我也读了一点，都是从英文学的，我都很喜欢。那个时代正是希腊帝国强势的时候，后来是罗马帝国强势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喜欢他们的文学。

初到伦敦，人生地疏，杨先益苦读了5个月后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他的成绩让当时面试的考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不够巩固，而且当时的牛津每年面对亚非地区只招收一名学生，所以，站在牛津大学门槛上的杨宪益失去了1935年入学的机会，他只能等到1936 年秋季入学。为了犒劳自己，杨宪益选择了去地中海旅游。

在开罗，一位埃及导游告诉杨宪益一个预言：

“……他说他能看穿眼前的大海，说在大西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金发英国姑娘为我而憔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不久的将来就会相会。无限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将来还会有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那个月光朦胧的沙漠之夜，那晚的经历使我永不忘怀。”（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解说：1936年秋季，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并在此进行了为期4年的学习。活力四射的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他进行抗日宣传、自费编杂志，搞翻译，写剧本。1937年他被选为中国学会主席。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格莱迪丝，她就是后来的戴乃迭。

初见戴乃迭

访谈：

杨宪益：戴乃迭是我上牛津时候认识的，她那个时候也刚上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有两种学位，一种是荣誉学士学位毕业；一种是普通的学位，普通的学位是三年毕业的学士，荣誉学士是要希腊文、拉丁文各学一年是四年，我是念的四年的荣誉学位。刚念荣誉学位的时候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一个英国年轻人也是学生是跟我同一个学院，我们经常出去玩，周围有一个湖在那划船，他就带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是戴乃迭。

解说：戴乃迭的英文名字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1919年出生在北京，7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与杨宪益的慢慢接触中，两颗年轻人的心也慢慢的靠在了一起。

访谈：

杨宪益：她小的时候大概在中国待到7、8岁，那个时候有人说她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兵，那些大兵要跟她说话，她家觉得在中国不太保险，所以就送她回英国念书了，所以她7、8岁的时候就回到英国去念书了，她的中学是在英国念的。戴乃迭的父亲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以她是生在天津，她对中国从小就很有兴趣。这个英文同学介绍我认识了戴乃迭以后，戴乃迭后来就跟我好了。

晓虹：您第一次见戴乃迭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印象吗？

杨宪益：没有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一块划船玩。

晓虹：后来怎么样使你们俩慢慢走近，并且产生了恋爱关系呢？

杨宪益：那个英国同学向我介绍了戴乃迭，然后我们就变成朋友了，就是这样子。我认识她以后，她那个时候中文还不行，我就开始教她中文，什么东西都翻译过，包括唐代的一些传记故事，我开始介绍给她，我帮她翻译。《唐代传奇》还有《宋代传奇》，我们开始翻那些东西，《楚辞》不是我们合作的，《楚辞》是原来我自己翻译的。

阻力越大 爱情越坚固

解说：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得知女儿在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心中非常忧虑，她明确反对他俩来往，并说若是他俩结合，会对后代不利。后来，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杨烨在英国自杀身亡，这一点对杨宪益打击非常大，并成为他一生的隐痛。

“格莱迪丝的母亲赛琳娜起先不愿意她在假期花太多时间和我一起，当得知我也去了巴黎时，她甚至要格莱迪丝中断在巴黎的假期，立刻回到伦敦。当她知道格莱迪丝决定跟我一块儿回到中国并跟我结婚时，曾悲观地预言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4年。”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78.79页雷音译）

访谈：

晓虹：当时你们俩是属于跨国婚姻，双方的家庭有阻力吗？

杨宪益：她父亲、母亲那个时候在天津，她母亲听说她的小女儿想跟一个中国人订婚很不赞成，说订了婚以后长不了，虽然现在好结婚以后不会有几年就离开的。如果不离开他们要生了孩子，孩子将来也长不大。她母亲反对，可是她父亲对中国们很有感情，觉得小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好了，英国人也不是不能嫁给一个中国人，所以她父亲不反对，她母亲有一点反对。

解说：阻力越大，爱情越坚固，似乎是一条规律。杨宪益在接受访谈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自己对戴乃迭的感觉：

“一个年轻的男人喜欢一个年轻的女人，大概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面貌吸引我，从男人的角度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性情，彼此谈得来。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跟中国女孩子谈话的内容比较幼稚。西方人看的东西多，谈话的内容比较合适。谈政治也好，谈文化也好，合拍的地方更多一点……另外，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当然接触英国女人比中国女人要多的多，也就更习惯一点。 （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

访谈：

晓虹：在当时的环境下像您这样异国的恋情多吗？

杨宪益：很少。

晓虹：你们当时还是很有勇气的。

杨宪益：那个时候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也有，可是我们同学里面没有。

晓虹：那您的同学也和您一样是接受这样比较进步的思想，可能当时世俗传统的力量还是比较大一些。

杨宪益：对，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中国人也很少，我唯一的一个中国同学是从香港来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

解说：在牛津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感情进展很顺利。1940年，杨宪益接到来自中国的一封信，在信中，母亲告诉他，家中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无钱供他在英国读书。1940年的最后几个月，杨宪益是靠卖书度日的，甚至他回国的路费，也是向戴乃迭的母亲借的。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贫民”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90页）

访谈：

晓虹：后来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回到中国来呢？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

杨宪益：对，我当初为什么回到中国来呢，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中国。

晓虹：当时美国方面好像也有给您下聘书。

杨宪益：美国那边无所谓，我在牛津大学毕业的时候，美国的哈佛大学听说我在牛津也邀请我去，我那个时候已经决定想念完牛津就回国，所以就谢绝了没有去。

杨宪益：我自己对中国的想法，第一我是中国人，第二我们跟日本开战那个时候要抗日，我从小一直是这么想的。

“尽管我在英国已经呆了6年，而且很少给国内的妈妈和妹妹们写信，但是我始终知道牛津毕业后我会回到中国。我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即使中日战争使一切都变了样儿。……）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88页）

解说：而对戴乃迭来说，做出跟杨宪益回中国的决定是困难的，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开始新的生活，投入一个新的世界，需要相当的勇气。她周围的人都对她的选择表示不理解。但是最终戴乃迭还是决定和杨宪益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访谈：

杨宪益：那个时候坐飞机比较少，所以是坐游轮，先走太平洋经过日本，然后到了上海。那时候上海还有外国租界。除了上海以外我没有到过北京、南京，从上海坐船就到了香港。那时候我的钱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处在窘境之中。但我们告诉旅店老板说我们走时再结账，所以我们每天吃、喝都在旅馆里，只签账单不付现款。当我们外出逛街时从不去商店买东西也不去饭馆、咖啡馆和电影院。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穷。在香港我们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亲戚可借钱给我们。我们想如果情况愈来愈坏，我们可以卖掉所有行李来付旅馆的帐。”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96页）

访谈：

杨宪益：在香港碰到了戴乃迭她妈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叫陈瀚笙在香港大学。陈瀚笙就帮助我，他就帮助我们买了飞机票，从香港到中国的飞机票。

几经辗转，杨宪益和戴乃迭终于在1940年中秋飞抵了重庆。

杨宪益：后来我们在重庆教了一年书、在贵阳教了一年书，又到成都教了一年书，然后又回到重庆，就是这样到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又从重庆到了南京，后来被调到北京。

解说：刚回到重庆的杨宪益本计划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因为母亲的阻拦他留在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担任副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失之交臂，让杨宪益今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因为我要是去那儿（西南联大），我就搞希腊文拉丁文了。而且那个学校前身就是清华北大这么几个学校，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以后我就会到北京来了……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 （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

杨宪益：我在贵阳教了一年大学。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胖子叫卢乾，他也是一位教授，喜欢诗词，我们很谈得来。卢乾有一个老朋友叫梁实秋，梁实秋在重庆跟编译馆有关系，编译馆请他办一个委员会，卢乾带我认识的梁实秋，梁实秋就请我参加他们的编译馆。

解说导视：他们被称为中西合璧的夫妻翻译家，联手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离骚、楚辞、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等作品在他们的笔下为世界知晓。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和坎坷，人生路上，他们携手同行，一路走过50多年的风雨岁月。请继续收看大师之：翻译家杨宪益

解说：从1944到1946年之间，杨宪益在国立编译馆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长达294卷，从战国到五代，是跨度1362年，历经16个朝代的编年巨著，由于小时候的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翻译这部史书对杨宪益来说并不困难。

“《红楼梦》太像我们的老家 兴趣不大”

访谈：

杨宪益：梁实秋问我们做什么翻译，我说你决定吧，梁实秋就说你就找一部大书翻译吧，然后就选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书外国英文还没有翻译，你们就把《资治通鉴》翻译了吧，我说可以，每个月我就翻译一万字左右。

反正那个时候她的英文比我好，我中文比她好一点，在中文方面我帮助她比较多，英文方面是听她的多一点。

解说：1951年，经著名学者向达推荐，杨宪益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从此和“翻译”相伴。

访谈：

晓虹：《红楼梦》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决定对它进行翻译的呢？

杨宪益：《红楼梦》很晚。是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中国的重量的书都做一些翻译，他们想的是几部小说，一部《水浒传》，一部《三国》，一部《红楼梦》，还有《西游记》。那个时候外国人跟外文出版社有关系，有一个叫沙博理的人，沙博理是美国人，他中文并不好，可是他的爱人是中国人，可以帮他的忙，所以就让他翻译《水浒传》，但是《水浒传》他也没有翻出来，同时还有一个美国人要翻译《三国》，结果也没有翻出来，《西游记》没有找到人翻译，《红楼梦》就决定让我来翻译。

晓虹：最先好像是您和戴乃迭先一起翻译了前八十回，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文革期间，还以为手稿丢了。

杨宪益：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决定要翻一百二十回还是翻译前八十回，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翻完了前八十回，那个时候我们翻译的手稿他们没有好好保留，有一个管英文翻译的叫熊川如，他看我们有八十回《红楼梦》的初稿，他就把它留下来了，没有丢。

晓虹：如果丢的话工作就得重新开始。

杨宪益：丢的话也没有什么，那就重新再翻译。

晓虹：当时翻译前八十回用了多少时间？

杨宪益：两年。

晓虹：您的反应让我很好奇，因为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您刚才又说如果丢了的话就选择重新再翻译，显得特别的淡然，怎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呢？

杨宪益：关于中国的古文，有的古文是比较困难的，像《楚辞》、《离骚》是比较困难一点，后来的《唐代传奇》虽然是小说，也比较困难。翻译白话的像《红楼梦》我以前翻过半白话的书，像《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我以前都翻过，这些都很简单拿过来就翻。《红楼梦》很简单，我说戴乃迭就拿打字机打出一个初稿，然后再把文字改一改。

晓虹：《红楼梦》里有很多人名，包括有词、有诗，翻译起来会是什么情况呢？

杨宪益：没有什么困难，我后来想人名字太多了，开头像丫鬟的名字我想也把意思翻出来，后来想想人太多了也记不住，后来就决定选重要的人翻译。

晓虹：翻译《红楼梦》之前您自己好像对《红楼梦》都不是太感兴趣。

杨宪益：我小时候对《西游记》、《三国演义》兴趣更大一些，对于《红楼梦》一直没有看全。

晓虹：当时为什么对《红楼梦》不感兴趣呢，是不是不太对脾气？

杨宪益：《红楼梦》太像我们的老家，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讨厌，我对《儒林外史》的兴趣比《红楼梦》大一些。

解说：戴乃迭从不过问政治，但“文革”开始后，她的外国人身份使她和杨宪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直到4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在他们坐牢期间，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杨晔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最终他自焚而亡。而回顾这一些经历，杨宪益表现出来的却很淡然。

“我一直赞成共产主义”

访谈：

杨宪益：无所谓，我们的家庭那个时候算是官僚资本主义，不是劳动人民，原来就觉得有点半外国人的样子，我们说话也很随便，比较自由主义。本来对我们就有意见，但是客客气气觉得我们是半外国人半中国人。那个时候江青也说了，说中国有很多外国人都是特务，早就埋伏在我们这，那个时候有很多英美人都不可靠，所以就把我跟爱泼斯坦、跟克鲁克几个人都当做特务看待，就把我们抓进去了。

也没有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比如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坐牢，本来领导跟我们就不太一样，抓起来要审问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审问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交代的。

他们说我们家庭是官僚资产阶级，但是我从小对于爱国方面的看法跟现在这些领导的看法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虽然是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工作，我一直赞成共产主义，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有兴趣。甚至我自己还要求参加共产党，所以跟领导的看法没有什么很大的矛盾，我也没有什么牢骚。

解说：文革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杨宪益在百万庄外国专家的寓所也自发的形成了一个不定期的家庭聚会，这个被称为“杨门沙龙”的家庭聚会让当时的很多文人墨客都以进入杨宅为荣，一时之间，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说黄苗子是特务是胡说八道”

访谈：

晓虹：很多人愿意上您那玩去？

杨宪益：很多人都很熟，我跟作协的人、政协的人都很熟，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比如像“二流堂”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没有参加，那个时候他们在别的地方。可是后来“二流堂”的人跟我也都认识了。

晓虹：在重庆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交往，反而到后来在一起了。

杨宪益：对，他们刚成立的时候跟郭沫若在一起，那时候我们跟他们没关系，后来跟他们打成一片。

晓虹：就您个人来说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或者什么样的人跟您在一起比较合得来呢？

杨宪益：不一样，比如说开头的时候黄永玉我们都很熟，后来跟黄苗子也很熟。像最近李某人把冯亦代、把黄苗子骂了一顿，说他们是特务。我始终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胡说八道，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金子般的心不会老

解说： 1989年，戴乃迭病重。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但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还是离开了人世。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晓虹：您和戴乃迭几乎是携手走过了一个甲子，你们俩是怎么维持这么长一段感情，有什么秘诀吗？

杨宪益：我们俩一直很好，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后来跟她结婚，以后碰到别的一些女朋友，跟别的女朋友有的也很熟，但是都没有太过分的，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戴乃迭也是和我一样。

编导手记：周越峰

杨宪益走了 去陪上帝读红楼

念大师 叹红楼

——腾讯网友悼杨宪益先生

几十年来著春秋，挑灯寒夜画红楼。

名士才女两相伴，异国情缘几世修。

殚精竭虑译名著，几经沧桑情难收。

梦断红楼君离去，更添红楼几多愁！

2009年，多位文化老人离我们而去，临近岁末，这份名单里又添上杨宪益。当下的北京，萧索寒冷，而初秋时节前登门拜访杨老的那一天，在记忆里依然清爽甘醇，一如先生生前钟爱的白兰地。

气质安然的真名士

杨老一生颠沛，即使在北京也搬过多次家，他晚年的最后居所在后海。杨家小院坐落在小金丝胡同，褐色的老木门，青砖灰瓦，绿藤黄花，屋内陈设素朴，盈墙满壁挂着古字古画，房厅北墙之上有一对手书条幅，上面是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的亲笔题书：“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这里里外外静谧的氛围跟后海这片 “旅游旺区”有点格格不入，也由此提醒着有心人：这低调是有来历的。

杨老衣衫整洁，头发花白，相貌明朗，自有风骨。初次蒙面，感觉他比照片上要瘦小得多，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贵公子，如今依然气质端然。他的右手戴了一枚镶有黑宝石的戒指，因了那黑，越发衬出皮肤的白。他陷坐于一张红色的沙发，很绅士地对着我们微笑，“我腿脚不方便，就不站起来欢迎你们了”。杨老面前的长凳上摆着一个烟灰缸，据说老爷子自从去年一次脑血栓发作后，不能再喝酒，但是烟却还没戒掉。

我们跟他说，采访中您要是想抽烟尽可以随意，无需顾虑。他依然微笑着，说好。但在之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杨老却滴水未进，一颗烟未抽。他的谦和以及对旁人的尊重，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自从去年脑血栓发作后，杨老行走不便，最近快一年没再怎么出门。一些老朋友，比如黄苗子等也都身体欠佳，很长时间都没再见。每周一、三会有按摩师傅到家里为杨老按摩，中午杨老会午睡片刻，有朋友来的时候聊聊天，其他的时候就坐在这张红沙发上，看着儿女进进出出，与家中的一只老猫作伴，安宁平静地恰似院中那棵古木。

在交谈过程中，杨老不时用手抚摩自己的下巴，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毕竟年事已高，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提到和爱妻戴乃迭的故事时，眼瞳总是黑黑亮亮的，看不到暮年光景的黄浊。那双眼里，更多的时候是平和，那种历尽世事沧桑我独然的平和。实在是惊讶，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人，在经受那么多坎坷之后，依然保持着如同孩童般单纯的眼神。

娶了真人版林黛玉的士大夫

杨宪益与戴乃迭，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对特殊伉俪。

戴乃迭是英国人，1919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位传教士，中国留给童年戴乃迭许多美好记忆，以致多年以后因为“爱上了中国文化，所以嫁给了杨宪益。”

戴乃迭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林黛玉，她有才，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她多情，因为爱而远离了父母，但冥冥中似又背负悲剧性的宿命，因为爱而坐牢、丧子，杨老娶了这样一个神似林黛玉的妻子，他们的故事，注定充满强烈的传奇色彩。

据杨老讲述，他与戴乃迭结缘于牛津，他在攻读荣誉学位第一年时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他们经常一起出去划船，其中一位后来把戴乃迭介绍与他认识，后来两人就好上了。没有什么浪漫离奇的经历，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命中注定。相恋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转攻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他们日后在翻译界创造辉煌奠定了基石。

毕业后，杨宪益回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问及原因，杨宪益毫不犹豫地说道：“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中国。”当时美国哈佛大学一直力邀他前去任教，但他归意已决。回国一事甚至无需与戴乃迭商量，因为“我们已经订婚，订婚以后她自然要跟我一块回中国，这不奇怪，她的父母亲都在天津，而且她本身对中国也是非常感兴趣、非常热爱”。

这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克服了贫穷流离，禁受住政治迫害，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从《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到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丰富程度可谓罕见。杨老澄清，《楚辞》不是他们的合作成果，但他已经记不得和妻子一共合作翻译了多少作品，也不记得最后是哪一部，但他谈及一点，语气中隐隐有点遗憾，“我们想多介绍一点沈从文的作品，后来没有做到”。

杨老和戴乃迭几乎携手走过了一个甲子，他们是如何维持这么长久的一段感情，有什么秘诀？“我们俩一直很好，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再后来跟她结婚，其间也碰到过别的一些女朋友，跟她们有的也很熟，但都没有太过分的，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而戴乃迭也是和我一样。”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这么多年来从未分开过，即使当天接受我们采访的只有杨老一个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杨老“觉得不想做了”，选择退休，到了1999年11月戴乃迭去世，则完全停止了翻译工作。杨老对妻子的愧疚与思念，在他那首令无数人潸然泪下的悼亡诗里穷形尽相：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老现在或许终于可以亲自把这首诗念给戴乃迭听。

《红楼梦》最好的英译本作者

翻译界慨叹，杨宪益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据说在欧美各大图书馆，他的译著整齐地排列，蔚为大观。但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成就，当属他与妻子合作翻译三卷本《红楼梦》，这也是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

杨老中学上的是天津一所英国教会中学，家里怕他英文不够好就给他请了一位女英文老师。那个老师教了他三、四年英文，算是打下了基础。也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饱览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多个方面，积累下广泛的文化知识，为日后的翻译工作驾起了桥梁。

毛主席曾表示像《离骚》这样的作品恐怕难以翻译，但杨老觉得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翻译。对于翻译《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巨著，杨老自信地坦言“一个月翻一万多字是很简单的事情”。

翻译《红楼梦》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文出版社计划翻译一批中国重量级书籍，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名著，找美国人沙博理翻译《水浒传》未果，同时还有一个美国人翻译《三国》也没成功，《西游记》没找到合适翻译人选，《红楼梦》则决定让杨老来翻译。杨老和戴乃迭花费两年一起翻译了前八十回，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他们一度以为手稿丢失，后来得知，稿子幸运地被出版社里一个同事善意留存。但当问到若真丢了会否失落，杨老却是十分洒脱，“丢了也没有什么，那就重新再翻译”。追问其原因，他娓娓道来：“关于中国的古文，有的比较困难，像《楚辞》、《离骚》就是，后来的《唐代传奇》虽然是小说，也比较困难。翻译白话文，像《红楼梦》这样的则不同，我以前翻过半白话的书，像《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等，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拿过来就翻。《红楼梦》也很简单，我口述戴乃迭拿打字机打出一个初稿，然后再把文字改一改，就这样。”

《红楼梦》里人物众多，翻译起来会是什么情况呢？“没有什么困难，我后来想人名字太多了，刚开始像丫鬟的名字我想也把意思翻出来，后来想想人太多了也记不住，后来就决定选重要的人翻译。” 《红楼梦》里里还有很多伏笔、暗示和隐喻，又该如何解决？“也可以解决，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的就翻，翻不了的就加注解。”在杨老的话里行间，仿佛别人想象中的困难于他而言，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迎刃而解的小问题。翻译《红楼梦》是如此，面对人生起伏，又何尝不是。

几乎很难想象，因为翻译出全本《红楼梦》而声名大噪的他竟然其实对它不太感兴趣。“我小时候对《西游记》、《三国演义》兴趣更大一些，《红楼梦》一直没有看全。《红楼梦》太像我的老家，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讨厌，我对《儒林外史》的兴趣比《红楼梦》大一些。”

今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老也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

杨老的逝去，对文化界来说是损失，对我们而言是伤痛，也令人不禁仰头慨问，送别了这一批旧时代培养出来的大家，我们还需多年才来等来下一个名字，一个能够撑起我们民族信仰的名字？

就在10月中旬，我们给杨家电话，就节目的后期制作问题想与杨老沟通，得知老先生已经住院，其时的他，口不能言，手不能书，本计划要补拍一些镜头，因为不忍打扰杨老静养，就跟杨老的大女儿杨荧老师约定待到杨老恢复后我们再登门拜访。11月初，再次跟杨老的小女儿杨炽女士通电话，得知杨老淋巴癌手术后身体不适仍在住院，但是手术成功，恢复很好，过几日便可返家。当时还跟杨炽女士约定，希望能有再次登门拜访的机会，没成想，数日后便惊闻杨老仙逝的消息。

上帝是西方人的神，他肯定也和杨老一样精通懂英语，英文版的红楼梦完全可以是上帝不错的读物，杨老说不定正和上帝一道诵读一块研讨，继续着传播东方文化的伟业，就像当初和戴乃迭一起做的那样。怀揣这样一个美好的念想，心中那份伤感顿时消散了些许。转头望向窗外，北京的天空已经放晴了。（来源：腾讯）

他的成就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人和整个世界，他就是拥有梦幻般传奇经历的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这个个人电脑领域的梦想家引领并改变了整个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产业。

这个精力充沛魅力无限的家伙同时也是一个很会鼓动人心的激励大师，甚至在他的平常对话中，经典的语句也常常脱口而出。

这里摘取了一些他的经典语录，希望这些乔氏语录对你有所帮助：

“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创新无极限！只要敢想，没有什么不可能，立即跳出思维的框框吧。如果你正处于一个上升的朝阳行业，那么尝试去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更招消费者喜爱、更简洁的商业模式。如果你处于一个日渐萎缩的行业，那么赶紧在自己变得跟不上时代之前抽身而出，去换个工作或者转换行业。不要拖延，立刻开始创新！

“成为卓越的代名词，很多人并不能适合需要杰出素质的环境。”

成功没有捷径。你必须把卓越转变成你身上的一个特质。最大限度的发挥你的天赋、才能、技巧，把其他所有人甩在你后面。高标准严格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将会改变一切的细节上。变得卓越并不艰难 – 从现在开始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做 – 你会发现生活将给你惊人的回报。

“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能找到让自己热爱的事业，继续寻找，不要放弃。跟随自己的心，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的。”我把这段话浓缩为：“做我所爱”。去寻找一个能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价值和让你感觉充实的事业。拥有使命感和目标感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价值和充实。这不仅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益处，而且即使在你处于困境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良好。在每周一的早上，你能不能利索的爬起来并且对工作日充满期待？如果不能，那么你得重新去寻找。你会感觉得到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种植自己的粮食，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穿的衣服，我们说着别人发明的语言，使用别人发明的数学…我们一直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使用人类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来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带着责任感生活，尝试为这个世界带来点有意义的事情，为更高尚的事情做点贡献。这样你会发现生活更加有意义，生命不再枯燥。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多。告诉其他人你的计划，不要鼓吹，也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能盲目狂热，那样只会把人们吓跑，当然，你也不要害怕成为榜样，要抓住出头的机会让人们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佛教中有一句话：初学者的心态；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要迷惑于表象而要洞察事务的本质，初学者的心态是行动派的禅宗。所谓初学者的心态是指，不要无端猜测、不要期望、不要武断也不要偏见。初学者的心态正如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赞叹。

“我们认为看电视的时候，人的大脑基本停止工作，打开电脑的时候，大脑才开始运转。”

过去十年中，大量的理论研究表明，电视对人的精神和心智是有害的。大多数电视观众都知道这个坏习惯会浪费时间并且使大脑变得迟钝，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呆在电视机前面。关掉电视吧，给自己省点脑细胞。还有，电脑也会让你的大脑秀逗，不信的话你去跟那些一天花8小时玩第一视角设计游戏、汽车拉力游戏、角色扮演游戏的人聊聊看，你也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是我所知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2.5亿美元的人…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犯错误不等于错误。从来没有哪个成功的人没有失败过或者犯过错误，相反，成功的人都是犯了错误之后，做出改正，然后下次就不会再错了，他们把错误当成一个警告而不是万劫不复的失败。从不犯错意味着从来没有真正活过。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十几年来，世界各地的书店里涌现出海量的关于历史人物的书籍。这些人物包括苏格拉底、达芬奇、哥白尼、达尔文以及爱因斯坦成为人们灵感的灯塔，而苏格拉底排在第一位。西塞罗评价苏格拉底说：“他把哲学从高山仰止高高在上的学科变得与人休戚相关。”把苏格拉底的原则运用到你的生活、工作、学习以及人及关系上吧，这不是关于苏格拉底，这是关于你自己，以及关于你如何给你每天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真善美。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你是否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使命是一定要达成的？你知不知道在你喝一杯咖啡或者做些无意义事情的时候，这些使命又蒙上了一层灰尘？我们生来就随身带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指示着我们的渴望、兴趣、热情以及好奇心，这就是使命。你不需要任何权威来评断你的使命，没有任何老板、老师、父母、牧师以及任何权威可以帮你来决定。你需要靠你自己来寻找这个独特的使命。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的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你是否已经厌倦了为别人而活？不要犹豫，这是你的生活，你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来决定如何生活，不要被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所束缚。给自己一个培养自己创造力的机会，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过自己选择的生活，做自己的老板！

以上每句话，刚开始也许很难真正渗透入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慢慢吸收这些教训，每次领悟一句话，慢慢的你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不要踌躇不前，试试看。

苹果CEO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稿[中英]苹果计算机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进行演讲时说，从大学里辍学是他这一生做出的最为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逼迫他学会了创新。乔布斯对操场上挤的满满的毕业生、校友和家长们说：“你的时间有限，所以最好别把它浪费在模仿别人这种事上。” －－同样地，如果还在学校的话，似乎不应该去模仿退学的牛人们。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

Jobs说，你必须要找到你所爱的东西。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常保饥渴求知，常存虚怀若愚 （来源）

更多乔布斯的经典名言，欢迎在下面补充~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那封信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

　　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　　惩罚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
　　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

　　在我给女儿的那封信里，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从她的出生到大学我们之间的父女感情，这种正面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是对孩子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孩子成长时父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然而也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忍不住用惩罚、批评甚至威胁、恐吓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

　　对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涉及到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

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我11岁刚到美国时不会讲英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校长却牺牲自己的午餐时间为我补习，有一次数学课老师问1/7是多少，我很快说出了以前背的答案，老师和同学都夸奖我是数学天才，我虽然不是数学天才，但在这样的鼓励下，充满了自信，而且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特点，它非常鼓励优点，而不去批评缺点。当时我的数学很好，美国历史却很糟，老师并没有因此打击我，知道我英文不好，甚至允许我考试的时候把试卷带回家去查字典来做，相信我不会去偷看书。这样的信任和鼓励，反而激励了我学好这门功课的决心，这件事给了我学习的勇气，也让我生出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正面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

　　二、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

　　严管中长大的孩子，无法独立　　施压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
　　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信人信己　　放权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责任

在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管理时间、管理自己的能力，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人再帮他策划，就会迷失自我，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放权。三五岁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做，七八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授权，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应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才要去管他，但是我有四个应该放权的理由。

　　第一，父母不见得懂孩子的这一代，可能并不像孩子那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如果父母帮孩子做了太多决定，反而会造成他们日后责任心的缺失。

第三，如果父母管教太多，就会淹没孩子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失去自信。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说你总告诉我们要追随自己的心，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如果太严管，可能就会把孩子变成这样的机器。

第四，如果施压太多，会给孩子沉重的负担。今天的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到自杀、抑郁症，这都是在巨大压力下造成的，父母对孩子一定不要过分施压，而应有解压的责任。

我知道女儿对成绩非常敏感，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高昂的学费）而对自己要求很高，当感觉到她有太深的责任感和太大的压力时，我在给她的信里说了一句话，很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成绩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分数，它是给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拿去炫耀的，或者给那些慵懒的人去畏惧的。”这句话可能不适合每一个学生，有些学生还是要培养责任感的，但是我有必要告诉女儿，我永远不会刻意地看她的成绩。

　　几个月前，女儿问我是学日文还是韩文好，我跟她说两个都没有用。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就告诉她虽然你的父亲说日文韩文都没有用，但是你都可以去选。我告诉她要追随自己的心，去尝试很多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点，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有机会把这些点连在一起，画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件事意义重大，就是四岁多时我决定不要读幼儿园而去读小学，我的父母答应只要考得上就让我读，最后我考上了。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我因此意识到自己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一个有决策权力的人。放权会培养孩子的自信，在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会相信自己，以后也会相信别人。在放权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也会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深具责任感。

　　三、多授渔，少授鱼；多做，少说

　　传道中长大的孩子，失去判断　　 解惑中长大的孩子，仅能记得
　　互动学习中长大的孩子，才真懂得　　以身作则中长大的孩子，言行一致

　　在中国的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教，说教是中国传统的两三千年前的形式，但是在21世纪已经过时了。传道式的教育之下，孩子可能会记住，但不会真的懂得。说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孩子不认可你，变得叛逆；二是他记住了父母的说教，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仅仅解惑的孩子同样也不会真正懂得。

　　要想真正懂得，一方面要试着经过互动的学习，让孩子知道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要“授之以渔”，教孩子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中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学科的知识全部忘光的时候那些剩下来沉淀在你心中的，那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常鼓励我的女儿参加辩论会时去辩论她不相信的那一方，多想一下她不是自然想出来的那一面，这样才能理解事情是有两面的，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当人面对两面的时候，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另外，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除了这种批判式思维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身作则。有些父母亲会威胁孩子如果再打架就会打他，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真正沉淀在孩子的心中的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那些让孩子守时而自己不守时，让孩子讲礼貌而自己不讲礼貌，让孩子讲诚信而自己不讲诚信，让孩子负责而自己不负责的父母都没有做到真正的教育。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给女儿的信中谈到了以诚待人，多交朋友，无需强求朋友跟自己一样嗜好、一样个性，只要相互真心对待就足够了。我也跟她举了自己的例子，我身边的朋友都个性迥异，但是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我这样说就没有说服力了。

　　四、多做好朋友，少做严长辈

　　规矩中长大的孩子，保守胆小　　父母附属品的孩子，被动听话
　　轻松中长大的孩子，乐观快乐　　做父母朋友的孩子，爱人爱己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爱国、诚信、非常负责任，但是他从来不跟孩子打成一片，严守着长幼有序的界限。对父母尊敬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在这个时代成长，孩子的心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当他们面临问题、困惑和挑战的时候，如果只是觉得父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就可能避而不谈，慢慢就有了代沟和隔阂。家长也许会觉得孩子太难懂，但其实可能是自己没有放下架子，定了太多规矩。

在太多的规矩和框架之下成长的孩子会胆小、保守、被动，新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很难达到自己的潜力，也难在优秀的企业或学校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是快乐、乐观的，是能看到一杯水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是能够对父母亲有信任彼此倾诉的，是能够爱自己也能爱别人的。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时，总告诉自己不要有架子，我的孩子会像朋友那样跟我开玩笑，也有很多话跟我说。以前我都是用电子邮件，但自从要跟女儿沟通之后，我就经常用IM，在IM上，我发现她讲的很多话都是奇奇怪怪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那么一套九零后的网络语言），我也学着跟她这样讲，刚开始时她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其实孩子不但愿意，而且非常渴望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非常需要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今天的孩子很多习惯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让他们来学我们时代的规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要规矩呢？当然不是这样。规矩可以有，然而：（1）定好规矩，但是首先要把规矩的道理讲清楚，不是盲目地服从；（2）在规矩内孩子有完全的自由；（3）违背了规矩孩子将受到讲好的惩罚；（4）规矩越少越好，才能有启发的作用；（5）孩子越大，规矩越少，放权越多。

这是我的四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和启发，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青年中，而中国的青年都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最爱，所以让我们以后能够彼此勉励，把他们培养成他们最好的自己。（来源）

事件还原：对拍摄“艳照”的道德追问

很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艳照门”事件结束那么久的今天，比较冷静地看一看这到底是件怎么样的事，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从中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的功夫，先把事件中所有的人物名字去掉，把它尽量还原为简单的组合，再把这些组合重新拼装起来：

一个未婚男子和一个未婚女子，如果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性行为，在今天的中国，我感觉大家不觉得算是一个问题。

把情况再构想得复杂一些。假设这位未婚男子，不止跟多名女子上床，而且他是喜欢拍照的，是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错误呢？这要看我们怎么考虑拍照在性行为中的作用和角色了。拍摄性行为其实很可能就是性行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必须说哪一种性行为是道德的，哪一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我反而觉得举证的责任在于提出它是不道德的人身上。

假如这些男女是很有名的公众认识的人物，怎么办？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是一组人，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做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事，而他们没有打算公开让人参观，也没有打算要去宣扬他们做过的事，那么这样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但需要排除一些身份问题：比如说这个男性和那些女性都不是出家人，不是一些在社会上受到跟性有关系的道德约束的那些人，还有就是可能没有很明显的权利分配的关系，特别是公众职务，假设这些人不是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关系。这时我们再来考虑一个问题，现在有人首先窃取了这些照片的档案，然后把这些照片传到了网络上。这两件事跟我刚才所说的这对男女的意愿相反，他们其实是不希望这些事发生的。那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这些男女对照片被窃取或者被传有没有责任？我的看法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就把名字加上去，那个男的其实就是陈冠希，女的就是阿娇、张柏芝等人，我们把这个事件一层一层剥到最基本的状态，然后一一还原，从刚才的推理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人会提出一些反驳，觉得他们是公众人物，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于是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是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一个被公众滥用的概念

“公众人物”，甚至在整个中国境内，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是使用得有一点泛滥的概念。公众人物指的是谁呢？一般我们指的似乎是公众熟知的，或者公众认知的人物，这就是公众人物。但是事实上，这只是公众人物的一个最宽泛的定义。

有一种类型的公众人物，他的确是要受到大家更严格的关注，那种公众人物就是一种占据了公共职权，而他的言行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官员，但是请注意，一个官员未必是公众认识的。比如说，可能陕西省一个管林业的官员，他不为公众所熟知，但他却是个公众人物，首先他有一些权力，这些权力是公众赋予他的，他能够调动一定的资源，能够推出一定的决策，而且是会影响到公众的。这种人就是占有公共权力，而他的决定影响公众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有特别高的要求。

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事，有一个观点认为他的总统职位干得好，爱怎么搞是他的事。但是有一种观点质疑克林顿有没有滥用公众赋予他的权力，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对这种类型的公众人物而言，他的生活作风好不好未必是一个问题，但是一个官员被我们认为有很多情人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他跟情人之间有没有牵涉到权力和金钱的流动？如果有的话，这些权力和金钱是不是属于公众的？

再夸张一点讲，假如一个官员被人认为，他做一些道德很败坏的事情，但他对公众利益的损坏，不及于长期用公款去包养一个二奶、但却对她很有情有义的官员。可以肯定，陈冠希等人不是刚刚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公众人物，他们没有公众赋予的权力，他们没有调动公共资源的权力，理论上，如果你完全不关心这些娱乐新闻，陈冠希这些事对你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假如今天有一个官员贪污了，纵使你不关心时事，也还是会影响你，因为被贪污的金钱和权力本来是属于你的，这就是分别所在。

现在再稍微回头一下，有时候我们会说公众人物不只在某一种情况下隐私权应该受限制，名誉权也是受限制的，举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上个世纪美国黑人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美国一个地方的警察局长苏利文，被纽约时报指责他下令逮捕了一批和平示威的运动人士，包括马丁·路德·金，这位局长对纽约时报提出了起诉，最后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就是联邦法庭。最后的判决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法官们认为这位警察局长是公众人物，当他感觉到自己被诽谤时，法律诉讼的程序不能按照一般的情况来看待。民主社会里的公众人物需要受到大家监督的，对他任何的批评，我们都应该要鼓励，因为这是民主的基石。

当然后来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认为公众人物的概念可以放得很宽，这是不符合其原意的。对明星这种类型的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问题，我觉得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舆论传播：存在误区的公众认知

影响论——从错误的假设出发

今天中国谈舆论问题，谈媒体问题，我们很关心的是什么东西会带来坏影响，比如说选秀会带来坏影响。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说、影响论在传播学上是很古典的理论。事实上只是假设了我们受众像是一张白纸，完全没有任何背景的，不加任何自己的主见和考虑地接受这种影响，然后甚至会学习、模仿。这种理论明显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很简单，我们中国过去有没有全部人当了雷锋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大家看汤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汤唯，影响论我觉得可以休矣。

玉女论——娱乐产业的偶像幻觉

名人是不是没有榜样的作用呢？是有的，但是作用多大，要按照不同的个案、不同的社会时期来做一些很实证、很经验的研究才能确定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说一个明星，他必然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坏影响，这只是你的一种假设，而可悲的是，从陈冠希这样的事可以发现这种假设是如此流行，更可悲的是，现在整个国家，在传媒管理和管治的领域上，甚至有一大部分原理是建立在我刚才所说的经不起事实推敲的、落伍的、在学术界上已经没有人完全严肃地相信这样的理论上。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大家的愤怒和失望比较不针对陈冠希，而是比较针对阿娇的。就像我们现在针对汤唯，不针对梁朝伟一样。

我们推敲这两个艺人的形象，陈冠希本来大家就不觉得他的形象是乖仔，而阿娇是玉女，玉女是不应该干这样的事的。那什么是玉女？

娱乐产业其实是很呆板的，比如说推出偶像，玉女是一种模式，我们假设她是不能跟性欲有关系的，最好就是让我觉得她没有性。

阿娇破坏了玉女的形象，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愤怒呢？就是觉得被欺骗了，因为你原来不是你该是的那个人，本来明星是一种社会文本。现在的问题是阿娇这个明星文本，给我们的含义被钟欣桐这个活人意外的行动破坏了，所以觉得很不可接受。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玉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喜欢玉女的情欲被压抑，其实是自己欲望的维护和发泄。就像是今天中国一些大款常常被人揭穿，说他们找妓女时，喜欢标明要处女，这和我们对玉女的欲望是很接近的，她应该是一个处女，正因为是一个处女，我对她的欲望才特别的强烈，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权，我觉得自己特别站在上风，我觉得自己处于宰制的地位。这些细节，我们先不去讨论了。这件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当然是社会的反应了。

公众立场：并不稳固的道德高地

媒体——手段滥俗的传统卫道士

首先是媒体的反应，香港大部分的媒体在形容这批照片的时候，不是叫艳照，而是叫淫照。这个淫明显是有一个价值的偏向和含义。一开始香港媒体就把这件事定为淫照的时候，接下来故事的大致逻辑发展、情节安排就已经可以预见了。既然这批照片是淫照，肯定有一些人就很淫了，很淫的人是谁呢，大家就要追查了，看他怎么个淫乱法和淫荡法。香港媒体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一批艺人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原来私底下会干这样的事，天天指责他们虚伪，天天这么处理。

这一点再次证明我对香港媒体一直以来的判断，大家都觉得香港媒体特别混乱，香港的狗仔队非常厉害。比如说女星下车时狗仔队怎么拍照呢，不是正面。而是两帮记者，一帮是从上面拍，是为了拍女星的乳沟有没有露出来；还有人就是从下面拍，是看你的裙底。但是我一直觉得香港的媒体其实发挥了社会上很重要的道德把关的地位。

香港社会欢迎这样媒体的存在，这正显示出香港是非常保守的社会，我们透过这些新闻是为了让我们显示我们的社会的道德水平还在我们的手上，还是很高的。而我们比起这些艺人还是很高尚的，艺人在香港社会发挥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大家把他们踩低，鄙视他们，以显示香港市民的水平之高。香港娱乐界在香港不是让人仰望的东西，是鄙视的，他们可以有钱，但是我们可以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我们有时候看贪官，那么有钱，原来人那么混蛋，虽然会愤怒，但是隐隐约约是有一种快感的。我发现大家在骂的时候特别痛快，私底下大家聊贪官贪污腐化时，都是带有笑意说的。

网络——在暧昧的公私领域之间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网络的问题。今天的网络世界对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去迎接它。举一个跟艳照门事件无关的例子。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教授因为被批评，而“撕下脸来做一回禽兽”，在网上用粗言秽语去骂，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不是在学术期刊上骂，而是在网络上、博客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我们今天网络语言的特性。

现在法律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公跟私的区分，而网络世界就有很多处于公和私之间暧昧的性质，比如香港警方认为在网站的论坛上分享陈冠希的照片，就是侵犯隐私，但你是朋友可以传，不过在网络上，不是那么清楚的，因为在论坛上我们大家都会有讨论发生，会有互动发生，会建立某种关系。

所谓的“艳照门”事件，当一上网之后，网民不觉得自己犯错了，不会认为我传照片不对，因为这是大家的，没有所谓私人的概念，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侵犯隐私。正如平常不觉得在网上免费看电影，就是侵犯版权一样。但是很快问题就会产生，如果有一天在网上传的不是陈冠希的照片，是你的照片呢？理论上，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随时都是暴露在公众的眼光下，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君子慎独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监督和监视的。“艳照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分外小心自己随时处于他人的目光下，而且我们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了。在这个社会，我们怎么应对和处理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仍然没有任何一套方法，甚至是一个基础的原理去解决这个问题。（摘自《问诊中国》）

奥巴马上海演讲中文全文：

你好。诸位下午好。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上海跟你们交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杨校长，感谢他的款待和热情的欢迎。我还想感谢我们出色的大使洪博培，他是我们两国间深厚的纽带。我不知道他刚才说什么，但是希望他说得很好。

我今天准备这样，先做一个开场白，我真正希望做的是回答在座的问题，不但回答在座的学生问题，同时还可以从网上得到一些问题，由在座的一些学生和洪博培大使代为提问。很抱歉，我的中文远不如你们的英文，所以我期待和你们的对话。这是我首次访问中国，我看到你们博大的国家，感到很兴奋。在上海这里，我们看到了瞩目的增长，高耸的塔楼，繁忙的街道，还有企业家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步入21世纪的迹象，让我感到赞叹。同时我也急切的要看到向我们展现中国古老的古迹，明天和后天我要到北京去看雄伟壮丽的故宫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城，这个国度既有丰富的历史，又有对未来憧憬的信念。

而我们两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上海在美中关系的历史中是个具有意义的重大城市，在30年前，《上海公报》打开了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接触交往的新的篇章。

不过美国与这个国家的纽带可以追溯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个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历史洪流使我们两国关系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即使在最动荡的方向中，我们的两国人民打造深的，甚至有戏剧性的纽带，比如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当地人民对他们的款待，中国公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罩着他们。

而参加二战的老兵仍然欢迎故地重游的美国老兵，他们在那里参战。40年前，我们两国间开启了又一种联系，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通过乒乓球的比赛解冻关系。我们两国之间有着分歧，但是我们也有着共同的人性及有着共同的好奇，就像一位乒乓球人员一样，那的国家就是一样，但是这个小小的开头带来了《上海公报》的问世，最终还带来了美中在1979年建交。在其后的30年我们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79年美中贸易只有5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

贸易在许多方面影响人民的生活，比如美国电脑中许多部件，还有穿的衣服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们向中国出口中国工业要使用的机器，这种贸易可以在太平洋两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

在需求趋于平衡的过程中，这种贸易可以是更广阔的贸易。如今我们有着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为我们在当前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建立伙伴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复苏、洁净能源的开发、制止核武器扩散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还有在亚洲及全球各地促进和平和稳定，所有这些问题我明天与胡主席会谈时都会谈到。1979年的时候，我们两国人民的联系十分有限，如今当年乒乓球运动员的好奇可以在许多领域建立的联系中都可以看到，在美国数量最多的留学生都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的学生中，学中文的人数增加了50%。我们两国有近200个友好城市，美中科学家在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发现领域进行合作，而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篮球，姚明就是个例子。不过，此行中我不能观看上海鲨鱼队的比赛，有点遗憾。

那么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使得亿万人民脱贫，而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而中国在全球问题中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也目睹了我们经济的成长。中国有句古言，温故而知新。当然，我们过去30年中也遇到了挫折和挑战，我们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必须一定是对手这种想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我们两国的合作，美中两国都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我们基于相互的利益、相互的尊重就能有成就。

不过，这种接触的成功要取决于我们要彼此了解，要能够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彼此进行了解。就像当年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所说的，我们作为人有着共同的向往，但是我们两国又不同。我认为我们两国每个国家都应该勾画出自己要走的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相对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受到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移民的影响，而指导我们民主制度文件的影响，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向往，代表了一些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生来平等，都有着基本的权利，而政府应当反映人们的意志，贸易应该是开放的，信息流通应当是自由的，而法律要保证这个公平。

当然，我们的国家历史也不是没有过困难的地方，从很多方面来讲，很多年以来，我们是通过斗争来促进这些原则或者是所有的人民能够享受到，为了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合，我们也打过一个很痛苦的内战，把一部分我们被奴役的人口释放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妇女有投票权，劳工有组织权，包括来自各地的移民能够全部不接受。即使他们被解放以后，非洲与美国人也和美国人经过一些分开的、不平等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才争取到全面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对这些核心原则的信念我们取得的进展，在最黑暗的风暴当中是作为我们的指南针。

这是为什么林肯在内战期间站起来说过，任何一个国家以自由、以所有人类平等的原则能够长久的存在，也就是为什么金博士在林肯纪念馆的前台站起来，说我们国家要必须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信念。也就是为什么来自中国或者肯尼亚的移民能够到我们的家，也是为什么一个不到50年前以前在某些地方连投票都遇到困难的人，现在就能够做到那个国家的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永远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核心原则说话，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族群，不管是在中国、美国和任何国家，对于普遍权利的尊敬，作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开放态度的指导原则，我们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我们对国际法的承诺和对未来的信念的原则。

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知道关于美国的一些情况，我们有很多要从中国学习。我们看看这个伟大城市的各地，也看看这个房间，我就相信我们两国有很重要的共同点，也就是对未来的信念，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对现在的成就不能感到自满。虽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你们也是充满信心展望未来，致力于下一代能够比这一代做的更好，除了你们不断增长的经济之外，我们很配合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所投入的力量，包括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使用的技术，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技术最多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很高兴互联网是今天活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也拥有最大的机动电话网络，对新的投资保持继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新的投资，我也希望两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但是更重要是看到年轻人你们的才能、你们的献身精神、你们的梦想在21世纪实现方面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说过很多次，我认为世界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建立的繁荣，我们所保护的环境，我们所追求的安全，所有这些都是共同的，而且是互相连接的，所以21世纪的实力不在零和游戏，一个国家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相反，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强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

再回到刚才的谚语，我们应该考虑过去。在大的国家合作的时候，就比互相碰撞会取得更多得好处，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上不断吸取的教训。我认为我们合作应该是超越政府间的合作，应该是以人民为基础，我们所研究的内容，我们所从事的生意，我们送获得的知识，我们所进行的体育比赛，所有这些桥梁必须是年轻人共同合作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高兴我们要大大的宣布我们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要增加到10万人。这样交流就会表现出我们是愿意致力于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而且我是绝对有信心。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大使、最好的使者就是年轻人，他们和你们一样，很有才能，充满活力，对未来的历史还是很乐观的，这是我们合作的下一步，惠及两国和全世界。

今天可以吸收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不断的向前推进。非常感谢。现在欢迎各位提问题。

顺便说一句，这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传统——举行这种市政会议，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有兴趣提问的话请举手，我会说请你提问。我会从在座的观众中问一个问题，然后再让这些学生代表以及洪大使从网上代为提问。我先找个男生再找一个女生，来回这么找，让大家知道我是公平的。

奥巴马上海演讲英文全文：

PRESIDENT OBAMA: Good afternoon.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in Shanghai, an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all of you. I’d like to thank Fudan University’s President Yang for his hospitality and his gracious welcome. I’d also like to thank our outstanding Ambassador, Jon Huntsman, who exemplifies the deep ties and respect between our nations. I don’t know what he said, but I hope it was good. (Laughter.)

What I’d like to do is to make some opening comments, and then wha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doing is taking questions, not only from students who are in the audience, but also we’ve received questions online, which will be asked by some of the students who are here in the audience, as well as by Ambassador Huntsman. And I am very sorry that my Chinese is not as good as your English, but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chance to have a dialogue.

This is my first time traveling to China, and I’m excited to see this majestic country. Here, in Shanghai, we see the growth that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 the soaring skyscrapers, the bustling street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just as I’m impressed by these signs of China’s journey to the 21st century, I’m eager to see those ancient places that speak to us from China’s distant past. Tomorrow and the next day I hope to have a chance when I’m in Beijing to see the majesty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wonder of the Great Wall. Truly, this is a nation that encompasses both a rich history and a belief in the promise of the future.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Shanghai, of course, is a city that has great mean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t was here, 37 years ago, that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opened the door to a new chapter of engagement between our governments and among our people. However, America’s ties to this city — and to this country — stretch back further, to the earliest days of America’s independence.

In 1784, our founding father, George Washington, commissioned the Empress of China, a ship that set sail for these shores so that it could pursue trade with the Qing Dynasty. Washington wanted to see the ship carry the flag around the globe, and to forge new ties with nations like China. This is a common American impulse — the desire to reach for new horizons, and to forge new partnerships that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Over the two centuries that have followed, the currents of history have stee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in many directions. And even in the midst of tumultuous winds, our people had opportunities to forge deep and even dramatic ties. For instance, Americans will never forget the hospitality shown to our pilots who were shot down over your soil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cared for by Chinese civilians who risked all that they had by doing so. And Chinese veterans of that war still warmly greet those American veterans who return to the sites where they fought to help liberate China from occupation.

A different kind of connection was made nearly 40 years ago when the frost between our countries began to thaw through the simple game of table tennis. The very unlikely nature of this engagement contributed to its success — because for all our differences, both our common humanity and our shared curiosity were revealed. As one American player described his visit to China — “[The]people are just like us…The country is very similar to America, but still very different.”

Of course this small opening was followed by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the eventual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1979. And in three decades, just look at how far we have come.

In 1979, trad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tood at roughly $5 billion — today it tops over $400 billion each year. The commerce affects our people’s lives in so many ways. America imports from China many of the computer parts we use, the clothes we wear; and we export to China machinery that helps power your industry. This trade could create even more job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while allowing our people to enjoy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as demand becomes more balanced, it can lead to even broader prosperity.

In 1979, the poli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as rooted largely in our shared rivalry with the Soviet Union. Today, we have a positive, construc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that opens the door to partnership on the key global issues of our time —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stopp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scourge of climate change; the promotion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Asia and around the globe. All of these issues will be on the agenda tomorrow when I meet with President Hu.

And in 1979, the connections among our people were limited. Today, we see the curiosity of those ping-pong players manifested in the ties that are being forged across many sectors. The second highest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e from China, and we’ve seen a 50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mong our own students. There are nearly 200 “friendship cities” drawing our communities together. American and Chinese scientists cooperate on new research and discovery. And of course, Yao Ming is just one signal of our shared love of basketball — I’m only sorry that I won’t be able to see a Shanghai Sharks game while I’m visiting.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has accompanied a period of positive change. China has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 an accomplishment unparalleled in human history — while playing a larger role in global even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en our economy grow along with the standard of living enjoyed by our people, while bringing the Cold War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There is a Chinese proverb: “Consider the past, and you shall know the future.” Surely, we have known setbacks and challenge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Our relationship has not been without disagreement and difficulty. But the notion that we must be adversaries is not predestined — not when we consider the past. Indeed, because of our cooperatio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secure. We have seen what is possible when we build upon our mutual interests, and engag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yet the success of that engagement depends upon understanding — on sustaining an open dialogue, and learning about one another and from one another. For just as that American table tennis player pointed out — we share much in common as human beings, but our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in certain ways.

I believe that each country must chart its own course. China is an ancient nation, with a deeply rooted culture. The United States, by comparison, is a young nation, whose cul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many different immigrants who have come to our shores, and by the founding documents that guide our democracy.

Those documents put forward a simple vision of human affairs, and they enshrine several core principles — that 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possess certain fundamental right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reflec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respond to their wishes; that commerce should be open, information freely accessible; and that laws, and not simply men, should guarante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f course, the story of our nation is not without its difficult chapters. In many ways — over many years — we have struggled to advance the promise of these principles to all of our people, and to forge a more perfect union. We fought a very painful civil war, and freed a portion of our population from slavery. It took time for women to be extended the right to vote, workers to win the right to organize, and for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globe to be fully embraced. Even after they were freed, African Americans persevered through conditions that were separate and not equal, before winning full and equal rights.

None of this was easy. But we made progress because of our belief in those core principles, which have served as our compass through the darkest of storms. That is why Lincoln could stand up in the midst of civil war and declare it a struggle to see whether any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could long endure. That is why Dr. Martin Luther King could stand on the steps of the Lincoln Memorial and ask that our nation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That’s why immigrants from China to Kenya could find a home on our shores; why opportunity is available to all who would work for it; and why someone like me, who less than 50 years ago would have had trouble voting in some parts of America, is now able to serve as its President.

And that is why America will always speak out for these core principles around the world. We do not seek to impose any system of government on any other nation, but we also don’t believe that the principles that we stand for are unique to our nation. These freedoms of expression and worship —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we believe are universal rights. They should be available to all people, including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or any nation. Indeed, it is that respect for universal rights that guides America’s openness to other countries; our respect for different cultures; our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our faith in the future.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America. I also know that we have much to learn about China. Looking around at this magnificent city — and looking around this room — I do believe that our nations hold something important in common, and that is a belief in the future. N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nor China is content to rest on our achievements. For while China is an ancient nation, you are also clearly looking ahead with confidence, ambition, and a commitment to see that tomorrow’s generation can do better than today’s.

In addition to your growing economy, we admire China’s extraordinary commitment to science and research — a commitment borne out in everything from the infrastructure you build to the technology you use.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Internet user — which is why we were so pleased to include the Internet as a part of today’s event. This country now has the world’s largest mobile phone network, and it is investing in the new forms of energy that can both sustain growth and combat climate change —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deepeni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is critical area tomorrow. But above all, I see China’s future in you — young people whose talent and dedication and dreams will do so much to help shape the 21st century.

I’ve said many times that I believe that our world is now fundamentally interconnected. The jobs we do, the prosperity we build, the environment we protect, the security that we seek —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shared. And given that interconnection,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is no longer a zero-sum game; one country’s success need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And that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insists we do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s rise. On the contrary, we welcome China as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and successful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 a China that draws on the rights, strengths, and creativity of individual Chinese like you.

To return to the proverb — consider the past. We know that more is to be gained when great powers cooperate than when they collide. That is a lesson that human beings have learned time and again, and that is the example of the history between our nations. And I believe strongly that cooperation must go beyond our government. It must be rooted in our people — in the studies we share, the business that we do, the knowledge that we gain, and even in the sports that we play. And these bridges must be built by young men and women just like you and your counterparts in America.

That’s wh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ramatically expand the number of our students who study in China to 100,000. And these exchanges mark a clear commitment to build ties among our people, as surely as you will help determine the destiny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I’m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America has no better ambassadors to offer than our young people. For they, just like you, are filled with talent and energy and optimism about the history that is yet to be written.

So let this be the next step in the steady pursuit of cooperation that will serve our nations, and the world. And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we can take from today’s dialogue, I hope that it is a commitment to continue this dialogue going forwar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look forward now to taking some questions from all of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pplause.)

So —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is works. This is a tradition, by the way, that is very comm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se town hall meetings.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I will just —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sking a question, you can raise your hands. I will call on you. And then I will alternate between a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and an Internet question from one of the students who prepared the questions, as well as I think Ambassador Huntsman may have a question that we were able to obtain from the Web site of our embassy.

So let me begin, though, by seeing — and then what I’ll do is I’ll call on a boy and then a girl and then — so we’ll go back and forth, so that you know it’s fair. All right? So I’ll start with this young lady right in the front. Why don’t we wait for this microphone so everyone can hear you. And what’s your name?

Q My name is (inaudible) and I am a student fro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nd Chicago have been sister cities since 1985, and these two cities have conduct a wide range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So what measures will you take to deepen this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Shanghai will hold the World Exposition next year. Will you bring your family to visit the Expo? Thank you.

PRESIDENT OBAMA: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question. I was just having lunch before I came here with the Mayor of Shanghai, and he told me that he has had an excell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ty of Chicago — my home town — that he’s visited there twice. And I think it’s wonderful to have these exchanges between citie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discussed with the Mayor is how both citie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on strategies around clean energy, because one of the issues that ties China and America together is how, with an expanding population and a concern for climate change, that we’re able to reduce our carbon footprint. And obvious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per capita, per individual, they are already using much more energy than each individual here in China. But as China grows and expands, it’s going to be using more energy as well. So both countries have a great interest in finding new strategies.

We talked about mass transit and the excellent rail lines that are being developed in Shanghai. I think we can learn in Chicago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me of the fine work that’s being done on high-speed rail.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we are learning how to develop buildings that use much less energy, that are much more energy-efficient. And I know that with Shanghai, as I traveled and I saw all the cranes and all the new buildings that are going up,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start incorporating these new technologies so that each building is energy-efficient when it comes to lighting, when it comes to heating. And so it’s a terrific opportunity I think for u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 know this is going to be a major focus of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is the issue of clean energy, as I learned from the Mayor. And so I would love to attend. I’m not sure yet what my schedule is going to be, but I’m very pleased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an excellent U.S. pavilion at the Expo, and I understand that we expect as many as 70 million visitors here. So it’s going to be very crowded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Chicago has had two world expos in its history, and both of those expos ended up being tremendous boosts for the city. So I’m sure the same thing will happen here in Shanghai.

Thank you. (Applause.)

Why don’t we get one of the questions from the Internet? And introduce yourself, in case –

Q First shall I say it in Chinese, and then the English, okay?

PRESIDENT OBAMA: Yes.

Q I want to pose a question from the Internet. I want to thank you, Mr. President, for visiting China in your first year in office, and exchange views with us in China. I want to know what are you bringing to China, your visit to China this time, and what will you bring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pplause.)

PRESIDENT OBAMA: The main purpose of my trip is to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its vision for the future. I have had several meetings now with President Hu. We participated together in the G20 that was dealing with the economic financial crisis. We have had consultations about a wide range of issues. Bu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tinually deepen it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just as it’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continually deepen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what I’d like to get out of this meeting, or this visit, in addition to having the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see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Great Wall, and to meet with all of you — these are all highlights —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discussions that I intend to have with President Hu speak to the point that Ambassador Huntsman made earlier, which is there are very few global challenges that can be solved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gree.

So let me give you a specific example, and that is the issue we were just discussing of climate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 of carbon that is causing the planet to warm. Now, the United States, as a highly developed country, as I said before, per capita, consumes much more energy and emits much more greenhouse gases for each individual than does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growing at a much faster pace and it has a much larger population. So unless both of our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take critical steps in dealing with this issu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resolve it.

There’s going to be a Copenhagen conference in December in which world leaders are trying to find a recipe so that we can all make commitments that are differentiated so each country would not have the same obligations — obviously China, which has much more poverty, should not have to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s the United States — but all of us should have these certain obligations in terms of what our plan will be to reduce these greenhouse gases.

So that’s an example of what I hope to get out of this meeting — a meeting of the minds between myself and President Hu about how toget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show leadership. Because I will tell you,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waiting for us. They will watch to see what we do. And if they say, ah,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y’re not serious about this, then they won’t be serious either. That is the burden of leadership that both of our countries now carry. And my hope is, is that the more discussion and dialogue that we have, the more we are able to show this leadership to the world on these many critical issues. Okay? (Applause.)

All right, it’s a — I think it must be a boy’s turn now. Right? So I’ll call on this young man right here.

Q (As translated.) Mr. President, good afternoon. I’m from Tongji University. I want to cite a saying from Confucius: “It is always good to have a friend coming from afar.” In Confucius books, there is a great saying which says that harmony is good, but also we uphold differences. China advocates a harmonious world. We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s a culture that features diversity. I want to know, what will your government do to build a diversified world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What would you do to respect th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istori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what kinds of cooperation we can conduct in the future?

PRESIDENT OBAMA: This is an excellent point.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our strengths is that we are a very diverse culture. We have people coming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so there’s no one definition of what an American looks like. In my own family, I have a father who was from Kenya; I have a mother who was from Kansas, in the Mid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my sister is half-Indonesian; she’s married to a Chinese person from Canada. So when you see family gatherings in the Obama household, it look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Laughter.)

And that is a great strength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means that we learn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foods and different ideas, and that has made us a much more dynamic society.

Now, what is also true is that each country in this interconnected world has its own culture and its own history and its own traditions.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assume that what is good for us is automatically good for somebody else. And we have to have some modesty about our attitudes towards other countries.

I have to say, though, as I said in my opening remarks, that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are certai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are common to all people, regardless of culture. So,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Nations we are very 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children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treated with certain basic rights — that if children are being exploited, if there’s forced labor for children,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at may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ast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now should have developed to the point where we are treating children better than we did in the past. That’s a universal value.

I believe, for example, the same thing holds true when it comes to the treatment of women. I had a very interesting discussion with the Mayor of Shanghai during lunch right before I came, and he informed me that in many professions now here in China, there are actually more women enrolled in college than there are men, and that they are doing very well. I think that is an excellent indicator of progress, because it turns out that if you look at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one of the best indicators of whether or not a country does well is how well it educates its girls and how it treats its women. And countries that are tapping into the talents and the energy of women and giving them educations typically do better economically than countries that don’t.

So, now, obviously difficult cultures may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but I think it is the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affirm the rights of women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if we see certain societies in which women are oppressed, or they are not getting opportunities, or there is violence towards women, we will speak out.

Now, there may be some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us, and we can have a dialogue about that. But we think it’s important, nevertheless, to be true to our ideals and our values. And we — and when we do so, though, we will always do so with the humility and understanding that we are not perfect and that we still have much progress to make. If you talk to women in America,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there are still men who have a lot of old-fashioned ideas about the role of women in society. And so we don’t claim that we have solved all these problems, but we do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speak out on behalf of these universal ideals and these universal values.

Okay? All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a question from the Internet.

Q Hello, Mr. President.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and meet you in person.

PRESIDENT OBAMA: Thank you.

Q I will be reading a question selected on the Internet to you, and this question is from somebody from Taiwan. In his question, he said: I come from Taiwan. Now I am doing business on the mainland. And due to improved cross-straits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my business in China is doing quite well. So when I heard the news that some people in America would like to propose — continue selling arms and weapons to Taiwan, I begin to get pretty worried. I worry that this may make our cross-straits relations suffer.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Mr. President, are you supportive of improved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although this question is from a businessman, actually, it’s a question of keen concern to all of us young Chinese students, so we’d really like to know your position on this question. Thank you. (Applause.)

PRESIDENT OBAMA: Thank you. Well, I have been clear in the past that my administration fully supports a one-China policy, as reflected in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és that date back several decades, in terms of our relations with Taiwan as well as our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don’t want to change that policy and that approach.

I am very pleas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tens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i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it is my deep desire and hop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see great improv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the rest of —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resolving many of these issue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it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is always seeking is ways that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problems can be solved. We always think that’s the better course. And I think that economic ties and commercial ti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this region are helping to lower a lot of the tensions that date back before you were born or even before I was born.

Now,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still look towards the past when it comes to these issues, as opposed to 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I prefer to look towards the future. And as I said, I think the commercial ti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 there’s something about when people think that they can do business and make money that makes them think very clearly and not worry as much about ideology. And I think that that’s starting to happen in this region, and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at process. Okay?

Let’s see, it’s a girl’s turn now, right? Yes, right there. Yes. Hold on, let’s get — whoops, I’m sorry, they took the mic back here. I’ll call on you next.

Go ahead, and then I’ll go up here later. Go ahead.

Q Thank you.

PRESIDENT OBAMA: I’ll call on you later. But I’ll on her first and then I’ll call on you afterwards.

Go ahead.

Q Okay, thank you. Mr. President, I’m a student fro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I have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In your opinion, what’s the main reason that you were honored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And will it give you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pressure to — more pressur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world peace? And will it bring you — will it influence your ideas while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OBAMA: Thank you. That was an excellent question. I have to say that nobody was more surprised than me about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Obviously it’s a great honor. I don’t believe necessarily that it’s an honor I deserve, given the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people who have won the prize. All I can do is to, with great humility, accept the fact that I think the committee was inspir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changing not only America but also America’s approach to the world. And so in some ways I think they gave me the prize but I was more just a symbol of the shift in our approach to world affairs that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In terms of the burden that I feel, I am extraordinarily honored to be put in 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And as my wife always reminds me when I complain that I’m working too hard, she says, you volunteered for this job. (Laughter.) And so you — there’s a saying — I don’t know if there’s a similar saying in China — we have a saying: “You made your bed, now you have to sleep in it.” And it basically means you have to 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because you might get it.

I think that all of us have obligations for trying to promote peace in the world. It’s not always easy to do.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conflicts in the world that are — date back for centuries. If you look at the Middle East, there are wars and conflict that are rooted in arguments going back a thousand year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 let’s say, in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 there are ethnic and tribal conflicts that are very hard to resolve.

And obviously, right now,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 of my job is to serve as Commander-in-Chief, and my first priority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because of the attacks on 9/11 and the terrorism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around the world where innocen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it is my obligation to make sure that we root out thes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hat we coope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this kind of violence.

Nevertheless, although I don’t think that we can ever completely eliminate violence between nations or between peoples, I think that we can definitely reduce the violence between peoples — through dialogue,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ideas, through grea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and between cultures.

And particularly now when just one individual can detonate a bomb that causes so much destruction,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t we pursue these strategies for peace. Technology is a powerful instrument for good, but it has also given the possibility for just a few people to cause enormous damage. And that’s why I’m hopeful that in my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Hu and on an ongoing basis,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to try to reduce conflicts that are taking place.

We have to do so, though, also keeping in mind that when we use our military, because we’re such big and strong countries, that we have to be self-reflective about what we do; that we have to examine our own motives and our own interests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not simply using our military forces because nobody can stop us. That’s a burden that great countries, great powers, have, is to act responsibly in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And my hope is,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gether can help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norms that reduce conflict around the world. (Applause.)

Okay. All right? Jon — I’m going to call on my Ambassador because I think he has a question that was generated through the Web site of our embassy. This was selected, though, by I think one of the members of our U.S. press corps so that –

AMBASSADOR HUNTSMAN: That’s right. And not surprisingly, “in a country with 35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and 60 million bloggers, do you know of the firewall?” And second, “should we be able to use Twitter freely” — is the question.

PRESIDENT OBAMA: Well, first of all, let me say that I have never used Twitter. I noticed that young people — they’re very busy with all these electronics. My thumbs are too clumsy to type in things on the phone. But I am a big believer in technology and I’m a big believer in openness when it comes to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I think that the more freely information flows, the stronger the society becomes, because then citizen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an hold their own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They can begin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That generates new ideas. It encourages creativity.

And so I’ve always been a strong supporter of open Internet use. I’m a big supporter of non-censorship. This is part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 discussed before, and I recognize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traditions. I can tell you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act that we have free Internet — or unrestricted Internet access is a source of strength, and I think should be encouraged.

Now, I should tell you, I should be honest,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times where I wish information didn’t flow so freely because then I wouldn’t have to listen to people criticizing me all the time. I think people naturally are — when they’re in positions of power sometimes thinks, oh, how could that person say that about me, or that’s irresponsible, or — but the truth is that beca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is free, and I have a lot of cr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can say all kinds of things about me,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at makes our democracy stronger and it makes me a better leader because it forces me to hear opinions that I don’t want to hear. It forces me to examine what I’m doing on a day-to-day basis to see, am I really doing the very best that I could be doing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even more powerful tool for that kind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fact,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 won the presidency was because we were able to mobilize young people like yourself to get involved through the Internet. Initially, nobody thought we could win because we didn’t have necessarily the most wealthy supporters; we didn’t have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brokers. But through the Internet, people became excited about our campaign and they started to organize and meet and set up campaign activities and events and rallies. And it really ended up creating the kind of bottom-up movement that allowed us to do very well.

Now, that’s not just true in — for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t’s also true for business. You think about a company like Google that only 20 years ago was — less than 20 years ago was the idea of a couple of people not much older than you. It was a science project. And suddenly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they were able to create an industry that has revolutionized commerce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e freedom and the openness that the Internet allows, Google wouldn’t exist.

So I’m a big supporter of not restricting Internet use, Internet access,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like Twitter. The more open we are, the more we can communicate. And it also helps to draw the world together.

Think about — when I think about my daughters, Malia and Sasha — one is 11, one is 8 — from their room, they can get on the Internet and they can travel to Shanghai. They can go anyplace in the world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anything they want to learn about. And that’s just an enormous power that they have. And that helps, I think, promote the kind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talked about.

Now, as I said before, there’s always a downside to technology. It also means that terrorists are able to organize on the Internet in ways that they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do before. Extremists can mobilize. And so there’s some price that you pay for openness, there’s no denying that. But I think that the good outweighs the bad so much that it’s better to maintain that openness. And that’s part of why I’m so glad that the Internet was part of this forum. Okay?

I’m going to take two more questions. And the next one is from a gentleman, I think. Right here, yes. Here’s the microphone.

Q First,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stand here to ask you the questions. I think I am so lucky and just appreciate that your speech is so clear that I really do not need such kind of headset. (Laughter.)

And here comes my question. My name is (inaudible) from Fu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he question — is that now that someone has asked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Nobel Peace Prize, but I will not ask you in the same aspect. I want to ask you in the other aspect that since it is very hard for you to get such kind of an honorable prize, and I wonder and we all wonder that — how you struggled to get it. And what’s your university/college education that brings you to get such kind of prizes? We are very curious about it and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hare with us your campus education experiences so as to go on the road of success.

PRESIDENT OBAMA: Well, first of all, let me tell you tha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 curriculum or course of study that leads you to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Laughter.) So I can’t guarantee that. But I think the recipe for success is the one that you are already following. Obviously all of you are working very hard, you’re studying very hard. You’re curious. You’re willing to think about new ideas and think for yourself. You know, the people who I meet now that I find most inspiring who are successful I think are people who are not only willing to work very hard but are constantly trying to improve themselves and to think in new ways, and not just accep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bviousl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aths to success, and some of you are going to be going into government service; some of you might want to be teachers or professors; some of you might want to be businesspeople. But I think that whatever field you go into, if you’re constantly trying to improve and never satisfied with not having done your best, and constantly asking new questions — “Are there things that I could be doing differently? Are there new approaches to problems that nobody has thought of before, whether it’s in science or technology or in the arts? — those are usually the people who I think are able to rise about the rest.

The one last piece of advice, though, that I would have that has been useful for me is the people who I admire the most and are most successful, they’re not just thinking only about themselves but they’re also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larger than themselves. So they want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They want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ir country, their nation, their city. They are interested in having an impact beyond their own immediate lives.

I think so many of us, we get caught up with wanting to make money for ourselves and have a nice car and have a nice house and — all those things are important, but the people who really make their mark on the world is because they have a bigger ambition. They say, how can I help feed hungry people? Or, how can I help to teach children who don’t have an education? Or, how can I bring about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Those are the people I think who end up making such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And I’m sure that young people like you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that kind of difference as long as you keep working the way you’ve been working.

All right? All right,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question, unfortunately. We’ve run out of time so quickly. Our last Internet question, because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got all three of our fine students here.

Q Mr. President, it’s a great honor for the last question. And I’m a college student from Fudan University, and today I’m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Youth (inaudible.) And this question I think is from Beijing: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your Afghanistan policies, and he would like to know whether terrorism is still the greatest security concern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w do you assess the military actions in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 will turn into another Iraqi war?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OBAMA: I think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Well, first of all, I do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the greatest threat to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re the terrorist networks like al Qaeda. And the reason is, is because even though they are small in number, what they have shown is, is that they have no conscie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destruction of innocent civilians. And because of technology today, if an organization like that got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on its hands — a nuclear or a chemical or a biological weapon — and they used it in a city, whether it’s in Shanghai or New York, just a few individuals could potentially kill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may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So it really does pose an extraordinary threat.

Now, the reason we originally went into Afghanistan was because al Qaeda was in Afghanistan, being hosted by the Taliban. They have now moved over the border of Afghanistan and they are in Pakistan now, but they continue to have networks with other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in that region. And I do believe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stabilize Afghanistan so that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can protect themselves, but they can also be a partner in reducing the power of these extremist networks.

Now, obviously it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about my job is ordering young men and women into the battlefield. I often have to meet with the mothers and fathers of the fallen, those who do not come home. And it is a great weight on me. It gives me a heavy heart.

Fortunately, our Armed Services is —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participate, they believe so strongly in their service to their country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go. And I think that it is possible — working in a broader coalition with our allies in NATO and others that are contributing like Australia — to help train the Afghans so that they have a functioning government, that they have their own security forces, and then slowly we can begin to pull our troops out because there’s no longer that vacuum that existed after the Taliban left.

But it’s a difficult task. It’s not easy. And ultimately I think in trying to defeat these terrorist extremists,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t’s not just a military exercise. We also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motivates young people to become terrorists, why would they become suicide bombers. And although there are obviously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including I think the perversion of religion, in thinking that somehow these kinds of violent acts are appropriate, part of what’s happened in places like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is these young people have no education, they have no opportunities, and so they see no way for them to move forward in life, and that leads them into thinking that this is their only option.

And so part of what we want to do in Afghanistan is to find ways that we can train teachers and create schools and improve agriculture so that people have a greater sense of hope. That won’t change the ideas of a Osama bin Laden who are very ideologically fixed on trying to strike at the West, but it will change the pool of young people who they can recruit from. And that is at least as important, if not more important over time, as whatever military actions that we can take. Okay?

All right, I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I am so grateful to all of you. First of all, let me say I’m very impressed with all of your English. Clearly you’ve been studying very hard. And having a chance to meet with all of you I think has given me great hope for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 hope that many o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and travel and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be welcome.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feel very warmly towards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with young people like yourselves and the young people that I k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our two great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prosper and help to bring about a more peaceful and secure worl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Applause.)

END

2:08 P.M. CST（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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