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不再听噪音般嘈杂的音乐，远离不知所云的嘶吼，拒绝阅读文艺的诗歌和小说，忘掉与“青春”“愤怒”“逃离”“在路上”等不切实际的词汇。你要学会安于现状平淡生活。

你有个不知是否与你相爱的妻。有一个你们共同去爱的孩童。渐渐地你头顶微秃，肚腹见胀。那条带着疮疤的牛仔裤早已经在黑暗角落独自舔伤。想给儿子秀下吉他却发现弦断指僵。看书只看《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孩子在哈佛》和《财富迅速增长》。你每日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关上电视例行公事。酒桌和床上你同样卖力，那笑声让你自己都感到陌生。某一日某一年轻女人刹那间让你心动，你跟她上床心中只想着我也曾像她一样年轻。躲妻躲妾躲领导，躲到哪里都躲不开自己。于是继续回去伪装——装一个好丈夫，好情人，好雇员。

你独独不是一个好自己。

但是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

请你别成熟。千万别成熟。这是我对所有美好的男孩子唯一的请求。

我要的是你格子衬衫。单车。登山鞋。双肩包。躲在单反机镜头后面偷偷笑。

这世界已经有太多成熟的成年人了，你不需要跟他们一样。　　（来源）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 “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 “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 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来源）

我读大一时，父亲用单位的车把我送到学校，那时他还是个小官僚，不像现在退居二线，无聊到只有每天给我发诗，全都是律诗，最挫也是绝句，放到《徐志摩诗集》里绝对一眼可以认出来与众不同。最近的一首如下：

秋叶：落叶飘零万树空，回归故里梦苍穹。风华一路山河尽，晚曲悠悠别样红。

我说爸，您就别叫老了，您才57，不还有三年调研员么？为革命工作了三十多年，也该歇歇，把位子让出来，车子空出来，条子白出来，回家写写诗了。

他退居二线之前，手里可以批一点条子，从一张条子签到另一张条子，哪有时间写诗？根据这些条子，有的人可以多拿点奖金，有的人可以少上点班，有的人可以有 20分钟的迟到时间，有的人必须提前到校。我父亲坐在小车里把我送到学校时，亲自进宿舍帮我收拾床铺，辅导员看到了。辅导员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叔，座右铭是 “慎独”，据说是王阳明的修身之道。然而他当时既不“肾”也不“毒”，他大吼一声，拍着桌子道：“谁让你们家长帮忙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让他自己弄床铺！”我父亲单位的小车就在外面停着，司机正在抽烟，他听都我父亲和辅导员的口角，冲进来问：“怎么会儿事儿？”我父亲摆摆手说：“没事儿。我们马上出去。”

父亲走的时候，对我说：“今天你都看到了，我不是一个窝囊的人，我出门打车，别人当我外地货，可以直走偏走环线，我戴上墨镜，一声大吼,骗他道：我是交通局的，你马上把车给我开到交通局，唾沫星子给喷到后视镜上，司机马上递给我一支烟，对我说声：对不住了您。我跟单位里一把手闹矛盾，啪一声把杯子砸到地上，大叫一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不怕事，但今天我怕了。今天骂你的是你辅导员，如果是别人，我就跟他干上了。儿子，不怕官，就怕管。那是你的辅导员，我不能跟他干。如果我跟他干，你以后就会被穿小鞋。你在这里至少还要呆四年，即使你对老师、同学有不满的，都等四年以后再说，先学做狗，再学做人。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苦受罪过，要会做人，切忌切忌。”

生活里面充满了悖论。我父亲要我做人圆滑，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我不领情，这说明我是一个败家子儿。我父亲从来告诫我，不要玩弄文字，但偏玩弄了，玩弄文字的结果就是被文字玩弄，还是我爸那话对：你这是玩火自焚。我父亲年轻时候玩弄文字，骗到了我母亲，到我这辈儿玩弄文字，不但不能帮自己儿子骗个母亲，反而被人骂。我一不小心到了P大，写了一部小说，满世界被人追着叫“WSN”。有人给我发站内信，说“师兄，你的小说真精彩。我是北大剧社的，本来想把您的小说改编成话剧，但看到最后，发觉里面没一个好人，估计女主角招募会有困难。”很快，就有知心大姐姐的发我站内信，说看了我写的小说，关切的问我是“生理还是心理有问题”，我告诉她我“木有问题”，她劝我“要正视问题，不要回避问题，不讳疾忌医，才能改造好自己。”

结果证明，我就是一杯具。我同学告诉我，好的东西未必是正常的，正常的东西未必是好的，你偏偏要去把不好却正常的东西拿出来展览、解剖，逼迫别人和你一起对大便“秀色可餐”，你不杯具，谁杯具？

我想不通的悖论不只这一个。我爸常常告诫我，找老婆一定不能找农村出身的。我脾气小，胆子倒挺大，立刻跳起来问他：“你不就是农村出来的么？谁当初家里穷的只在阴沟上搭块木板睡觉啊？我妈咋就看上那谁啦？”我爸脸红脖子粗，狠狠吸口烟：“你懂个屁，过河卒子不走回头路！你不要尽整些没用的乌托邦。”

我说，爸你这不叫过河卒子，叫过河拆桥。我跟你讲一故事。说有一人进了一屋，发现空荡荡的没别人，就大吼到：“这屋子咋一个人都没有？人都死哪去了？！爸，他说的对不对？”

我爸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继续脸红脖子粗的抽烟，直抽到脸不红脖子变细为止。

这又是一个杯具。

我觉得我的生活里充满了类似的杯具。我大一那回儿，特别仇恨师兄，因为师兄们比我高大、都是学生会主席，最差也是副主席，虽然后来知道副主席有一堆，但那是后话。要不就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一天到晚挂个单反给府南河拍艺术照，直都把自己和小师妹拍成一对。

到现在，我成师兄了，天天听“防火防盗防师兄”，耳朵都快起茧子，天天打漂亮小师妹主意。

又是一杯具。

现在我才发觉，生活就是一杯具。我最近又写了部小说，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情场失意，买春未遂。出的起房子和车子钱就讨老婆，出的起一千块钱的就找小姐。那主人公自己不想嫖妓，却要帮兄弟们解决问题，自己失了恋，却要从小姐怀中逃出侏罗纪。

仅仅因为一条短信，他还是要找回爱情。

杯具，彻底的杯具，名为洗具的杯具。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跑在警察前面的未必是小偷，晚上出来吓人的未必是鬼。写黄色小说的未必不是处男，灿烂笑容里未必没有泪水，看起来喜剧的未必不是悲剧。（江左张亮）

我第一次不再鄙视那些花痴少女，而是为他们追求“烧饼帅哥”的勇气感到欣慰。毋庸置疑，烧饼男之所以受到女大学生追捧，我想他的吃苦精神、责任心更值得广大女大学生厚爱。人是无法选择父母和出身的，但是，他可以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我却为这个这么帅气的河南小伙祝福，希望他真的能够成功。这个脚踏实地的80后青年才应该是女大学生追逐的对象，有五大理由：

一、帅得一塌糊涂。看到小伙的这张照片，我这个老爷们也不得不羡慕称赞。父母没有给他一个好的家境，却给了他足够漂亮的外表。帅的阳光脱俗，酷的自信潇洒。女人们爱钱，有钱的男人多高龄，女人们爱帅，帅气的影星她们只能躺在床上看照片。而这个青年就在眼前。追到手至少占据了一半。

二、绝对是一支潜力股。马天宇当年卖过拉面，本人当年也卖过面包，不都挺过来了么？真正能成功的男人，敢于脚踏实地，敢于从零做起，敢于撕下不值钱的尊严，埋头苦干。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因为心中有梦。谁能想到这个卖烧饼的小伙，心里藏着一个模特梦。工地上打小工的王宝强能成影星。卖烧饼的小伙为何不能成为模特。他有这个潜力，你看做烧饼的姿势都那么酷！

三、负责任的男人。这年头，对于女人而言。什么最吃香？负责任的男人最吃香。据采访记者讲，烧饼男还有一个妹妹（相信也长得不赖）在家乡学校成绩也很好，在全校都名列前茅，生活所迫也辍学了，现在是他们一家三口在料理这个烧饼摊。为了能够还清外债，让父亲和妹妹过上好日子。小伙子放下了自己的梦想。踏踏实实地走上街头，摆起了烧饼摊。一个对家庭、对亲人负责人的男人才有可能对他心爱的女人负责任。通过他的笑容和采访内容，不难看出他的善良和责任心。

四、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我一直认为，人的成熟程度往往不取决于年龄，而是他的经历。一个历经磨难的男人才有足够的韧度，一个有过故事的男人才会成熟，才会懂得珍惜、务实、生命的快乐等等。23岁的小伙，经历了早年丧母，经历了放弃高考，经历了流落街头，并且有了很多打工经历。这些都不是光阴的浪费，而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有了这些财富，他有足够的勇气走向成功。再想想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如此严峻，就算经营一个烧饼摊，也未必能干的了。不要小看这个烧饼摊。这也算创业，也算一份事业。

五、他很快就会成功。高中毕业的烧饼男，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倘若他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其实成功并不遥远。如果有人帮他操作，注册一个“靓仔烧饼”、“帅哥烧饼”什么的，经过包装和运作，很有可能会像当年土掉渣一样风靡。即便我这是遐想，那么小伙完全可以来北京电影学院附近摆摊，倘若能够得到北影美女们的热捧，在北京掀起波澜，得到机会就更容易一点。 (来源)

1，为了节约水资源，一天只能刷一次牙，并坚决清除所有头发。
2，为了节约水资源，在这个红红火火的夏天，我一个礼拜只洗一个澡。
3，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一个月只洗三次衣服，一年换洗一次被褥。
4，为了提高中国的cpi指数，我要按时花光我的生活费，一定不败月光族的名声。
5，为了降低中国的基尼系数，我计划分配一个月的生活费中的2000毛用来吃饭，8000毛用于其他。
6，为了减少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的含量，我要克制自己的烟瘾，争取一个月只抽20支。
7，为了省电，我要让电脑停止晚上加班。
8，为了省电，我还要减少使用mp3与充电台灯的使用次数。
9，为了减少低俗网民的数量，拒绝随意灌水，并制定拿下丁香社区的攻击计划。
……………………

中级状态：

1，为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每天都必须下载与上传。
2，为了充分利用图书馆，每个礼拜都必须借阅3-4本藏书。
3，为了以后能传扬中国文化，必须学好汉语和英语，所以再学一遍《中国文学》，英语学习计划进入实施轨道。
4，为了提高国民的计算机应用水平，以后在帮人解决问题时，一定要传授方法。
5，为了不败坏中国红客的名声，以后绝不使用现有工具做重复劳动，并在明天做出学习计划，迈向编程的高级阶段。
6，为了建设祖国的共产主义上层建筑，我必须增强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这学期的哲学课以后不能逃课。
7，为了中国基层民众的民主，我一定要广泛的接触各类激进人士，厘清当前状况，并探索之。
8，为了看透美国金融炒家们的阴谋，我一定要拿下经济学。就从金融学开始。

……………….

高级状态：

暂无…..

(来源)

陈冠希曾经脚踩N船，还在世人面前装成钻石王老五；备受尊敬的成龙大哥，红遍大江南北就是绝口不提妻儿；就连堪称男人典范的刘德华也不能免俗：刘天王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任凭狗仔队惦记十几载，对自己的恋情依然是三不状态：不主动，不承认，不负责。哪怕香港《东周刊》拍到了和刘像饼印一样的小女孩，以及他与朱丽倩这对千年隐形情侣的合影，可刘天王依然摇头否认。实在赖不过去了，就玩些口头上的文字游戏：“我是单身”——是的，没正式登记确实只能算单身；“我没有生仔”——是的，他生的是女儿连身边的老友都看不过眼，有次刘德华与相识于微时的苗侨伟一起接受采访，又理直气状地说起自己是单身时，苗忍不住揶揄他：“我倒是好想有你这种的单身。”

你该知道，这世界上男人不但分为“已婚男人”和“未婚男人”两类，现在还有一种“伪单身男人”。这样的男人通常从各方面看都十分优秀，但他坚持一个人参加聚会，从不当众对某个异性态度暧昧，或带着固定女人出现在身边。从这点来说，刘天王，成龙大哥还真是伪单身男人们的典范。

而伪单身男人背后的女人，她们的爱情，好像一直就是她们自己一个人的事。你能想象么？从认识到恋爱同居到生子，全部只能是一个人——所有情侣能做的最普通的事情，吃饭看电影逛街出去旅游统统不行。她只能暗暗跟在那光芒四射的男人后面，亦步亦趋，任拍到他与别的女人多少照片，传过他与别的女人多少绯闻，她永远只能保持沉默。因为，她爱的那个男人进行的是一场庞大的行为艺术，这场演出的名字叫“从来没有哪一个男人能让女人这样死心塌地爱着我”。这种男人的虚荣心，是不是太强大了一点呢？

这使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那部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面那个痴情少女，从十三岁起就暗恋上了邻居青年作家R，她视他为偶像，哪怕为他生下孩子也不愿去打扰他的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写了一封信表白对他这么些年火热的感情小说里对这种爱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和成年女人那种欲火炙热、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热情奔放。”——这得要多么忠诚多么委曲求全多么富于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啊。

单身最大的魅力无非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身边一个略有小钱的朋友，哪怕女友管得再严，一起出门HAPPY永远都是如下步骤：手机壁纸更换，定情戒指摘下，女友照片从钱包中请出。三分钟，转身就是让女人眼睛发亮的有理想、有文化、有品位、有经济基础的四有未婚好男人。

作为雄性动物的男人们，天生害怕自己失去对周围雌性动物的吸引力。于是，婚否、有伴侣否，就成了他们的“难言之隐”。平日意气风发，豪气万千，一谈到这种话题就支支吾吾，用尽各种办法暗示那些瞳孔涣散的女生：其实，你们还可以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这里依然还有车位。

从这点上来看，男人伪单身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一个男人看到此物“正在使用”的牌子，会抱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去招惹几下，看看能否占为己有。但换作一个女人，通常会转身离去。所以，男人已婚意味着状态的改变，更意味着对周围女人吸引力的降低。也难怪，我们经常会看到口口声声提“我老公”的女人，却很少看到高喊“我已婚”的男人。甚至身边很多男同事都在私底下透露自己一个人住，一个人煮饭，一个人看电影，而绝口不提那个女人的存在。(来源)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报载，南京招聘公务员，十几万人应聘，平均3000多人抢100个职位，录取率仅3%；上海殡葬系统招100多员工，竟然2000多大学生应聘。

        我国的大学生就业真的这么难吗？

        未必尽然。

        上海的招聘现场，长三角城市来的数百家单位招聘，几乎没有一个上海籍大学生应聘——非常奇怪的观念，宁愿去外国洗碗端盘子做三陪，不愿去上海以外的城市做白领！

        看到这种现象，我在想，假如我是应届大学生，我会这样做：绝对不去应聘公务员或企业白领，我首先会放下“大学生”的身段架子——其实这种架子早已一分不值。

        我会寻找一个能够学到手艺的、收入高的职业，放弃大学生身份，从零学起做起。

         在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对模具工的需求极为旺盛。

         我在浙江的余姚、慈溪调研——那里是我国模具产业的集中地，好的开模工，月薪都在万元以上，而且奇缺——那里的私营模具厂，由当地开发区到西北地区的职校技校集体招聘毕业生，开发区提供场地，各模具厂提供开模机器，集中培训并生产产品，厂里不仅提供食宿，而且还有每月近千元的补贴，头脑聪明一点、手脚勤快一点的学生，二三年即可成为熟练工，老板正式聘用，提供食宿还有二三千元工资，再实践几年，成为高手，每月万元的工资是保证的——因为模具工奇缺。

         而且，开模现在大量使用数控车床磨床铣床，开不同模具需要编程序，编程工也是奇缺。与技校职校生相比，大学生做编程应该比较容易。

         我会到那里的培训班放弃“大学生”身份从零开始学习实践，做个高级灰领，今后收入远高于上海的小白领——日本瑞穗银行是日本最大的银行，中国分行在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但柜面中国员工，月薪也就是3000元而已！

        此外，其他技术工种，在整个长三角一直奇缺：车工、钳工、铣工、细木工、玉雕工都是收入远高于小白领的工作，为什么不去应聘从头开始呢？

         今年1月，我们去苏州某玉雕大师的工作室，他竟然招收不到江南的学徒！也是从河南、湖北一带招聘。

        他的员工，都是用各种玉雕机械操作，老板提供食宿，入门者三年学徒，满师后收入都在6000元到万元以上，如果有灵性悟性，自己能够设计产品，收入更可观。——因为好员工是宝贝，老板怕员工跳槽！

         另外，大家不妨看看我的博文“雨天即景”。里面写到的赵君，是80后技校生，学食品雕刻的。这种学历，现在的大学生不屑一顾。但他敢拼搏，先自学英语，然后跑到纽约打工谋生，现在是ACC雪茄中国NO.1，好几个老外是他手下，为他打工。

                                       二

        如果家里有点积蓄，我会请父母长辈支持一下，投资几万元，自己创业，开个特色小店铺。

        我会选择开一家小小的批萨店，现在肯德基麦当劳在上海已经是垃圾食品的代名词，健康的地中海式饮食方式正在大行其道，而批萨是地中海式饮食店首选。

        上海的必胜客，吃一顿批萨都在百元以上，绝对暴利行业。

        我会开一家门面很小，主要外卖和送货上门的小小批萨店，起名就叫“米兰批萨”或“罗马批萨”，一个批萨烤炉仅数千元，国内买的到。批萨使用的莫札瑞拉奶酪，国内批发价也就是数十元一公斤，而一只12寸批萨，只要用100克即可，剩下就是面粉、蔬菜、香肠之类，一个批萨。成本不超过15元，必胜客12寸批萨卖100多，我卖30元，而且就近提供并送货上门，竞争优势就来了！

         店铺选在近郊新建住宅小区——例如世博动迁园区造了100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几万户人家已经搬入，那里服务业尚未发展，租个街面小铺位——四五十平方米足够，安个批萨炉，放几张桌椅，再请个烤批萨店师傅，就可以开张了。一天就算卖100个批萨，毛利就是1500元，再加蔬菜汤、烤鸡翅、烤香肠、炸土豆，扣除租金、原材料、水电煤、工资，会亏吗？

         如果我是女生，我就开女用内衣专卖店，瞄准中低收入女性——内衣是女性须臾不可或缺的商品。名牌内衣动辄数百元一件，我卖非名牌的，走中低端路线。上海周边到处是服装批发市场，胸罩、内裤、袜子、吊带衫、连袜裤批零差价极大，生产商会送货上门、货款后结，利润非常丰厚，这也是商机。

         或者开花店。曹家渡花鸟市场，清晨的鲜花批发价格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买来后整理、分类，再零售给周边居民——甚至可送花上门——也能够赚钱的啊！

         而且，现在的各城市都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政府有很多补贴和支持政策，包括税收，为什么千军万马一条道地去抢几个铁饭碗位子呢？

         多少到上海开始打工、后来从事商业零售的内地民工家庭，现在的日子远比所谓大学生过得滋润的多。

         我家附近菜场里，都是内地人在经营，门口水果摊老板，江西临川农民，做了10年，上海近郊房子都买了2套，太太手上一串金戒指！

         如果我是应届大学生，我一定放下“学而优这则仕”的架子，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寻找能够挣钱的行当和工作，从底层开始拼搏，几年后，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我就是从建筑工地杂务工开始就业的。

         1979年插队回城，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建筑公司工地做杂务工。那时，经常招人白眼，尤其是一些比较势利的老同学父母亲——都是住洋房的，甚至当面冷嘲热讽，轻飘飘地说：“山樵，做杂务工不要太舒服哦，连脑筋都不要动的，不过，阿拉儿子是不会去做的！”

         结果，一想到那张笑嘻嘻的脸，我就会产生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冲动和学习动力——当时的我的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只有通过再读书，然后闯出自己的天地。从区工大到教育学院、再到华师大读研究生。一步步走，现在回头看，我的路没有走错。

                                          三

         现在，许多年轻人对1977年恢复高考充满神往——似乎当年北大清华复旦同济的大门是敞开的，任何考生只要应考即可昂首阔步地进入高等学府。

       其实，那才是真正的以讹传讹。

        我们用数据说话：文革十年，全国共有从66届高中生到75届中学生的至少10届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总数超过2000万人。仅上海的上山下乡知青，总数是87万！比现在的城市居民就业压力大多了吧？！

         1977、1978两年，全国共有1160万考生参加高考，其中除了上山下乡知青，还有很多是分配在城市工厂里的同届学生，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应届高中生。两次高考共录取40.1万考生，录取比例是3.45%!

         我当时还在插队，全公社上海知青和本地知青超过1000人，真正考取大学的，上海知青只有2人、本地知青是0！

         当年恢复高考，对66届、67届高中知青最有利——66届是应届高三毕业生，遇到文革全国停止高考，他们掌握的学识，能够稍加复习就可以应考，67届读完了高二，参加也相对容易一些，而绝大部分知青都是初中生，我是67届初中，读了2年，69届虽说是中学生，文革中，一天没上过课，因此，当时录取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老三届里面的高中生。

        我有几个同学，离开生产队，在上海苦苦温习一年参考，结果仍是名落孙山。

        现在的许多回忆录，把当年恢复高考描绘成一场人人都可以范进中举的神话，这是天大的谎言，严重误导了现在的年轻人。

                                        四

        79年知青大回城，几十万知青回到上海，大家都没有工作，全部成为待业青年。政府为了解决就业，组建了许多“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住宅、环卫、运输、市政、园林等眼下的城市人不屑一顾而且100%是民工兄弟就业的公司——安排回城知青就业；甚至还出台“顶替”政策——父母亲在上海的工厂工作，他们退休，留出岗位给自己子女——如果家里有几个子女上山下乡回城，为谁顶替还会吵得不可开交。

        我是79年1月回沪的，那年已经28岁。在家待了1个月无所事事，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退休拿50元退休工资。我不忍心靠母亲退休工资生活，里弄居委会安排我到被单3厂做临时工，每天1.3元工资，工作是在染纱车间染纱，劳动强度极大，而且不可能转正——因为被单3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干了3个月，1979年4月上海各区成立“住宅公司”，我报名进去了。工作是在建筑工地用铁锹挖地基，每天指标是4立方米，月工资30.6元。

        母亲对我说，你将来是要结婚成家的，你每月交20元给我，我帮你存着结婚时用。我自己留下10.6元，工地一顿午餐是每月6元，还剩下4.6元。

         插队学会抽烟，每天至少一包。当时的飞马牌香烟0.28元一包，我连一天一包飞马都抽不起。那时的烟纸店，香烟可以拆包零售，我经常用7分钱买5支飞马过瘾——现在的民工兄弟，也不会如此吧？

         所以，面对眼下金融危机和就业难题，大学生们要调整心态，千万不要把当年想像成到处充满机遇，人人可以按需就业的乐园。

        其实，机遇永远在自己身边，就看你用什么心态来对待了。
（来源：云间山樵）

顺便分享一句今天看到的名言：It is not because things are difficult that we do not dare, it is because we do not dare that they are difficult.（我们不敢挑战不是因为事情太难，而是因为我们不敢向困难发起挑战。）真正的成功掌握在你自己手中，而不是那些不费力气就轻易得到的虚妄名利。

发信人: zl0409 (星月传说), 信区: WorkLife

标 题: 我自己以身说法：企业和公务员的差别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Feb 15 01:47:47 2009), 站内
其实我对公务员高收入很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被我堂姐刺激的。

我和堂姐年纪相差一年，我1979年，堂姐1978年的。

从小我爷爷有点重男轻女，再加上知识分子家庭，我读书基本都是第一名，堂姐读书不好，从小家庭里就特别宠我，那时感觉堂姐对我一直挺嫉妒的。

堂姐初中毕业读卫校，三年毕业，1996年就开始工作，那时托关系送礼安排在苏州卫生局工作，工作职责是检查食品卫生。

90年代公务员还不吃香，没这么多人竞争，她也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

我就考大学考研，本科学数学，研究生再转学计算机，名校毕业。毕业后跑过广州上海北京几个城市做IT民工，每个企业工作都累得像驴一样。目前就一天上班时间超过14小时，整天加班。还收入低微，08年全年税前工资才193970元（正好单位会计刚发收入表做报税用，让我知道全年收入），07年在父母支持下才能买个房，还欠银行60万贷款。没老婆没孩子，一身债。一年也没节余几个钱。多几个钱全投股票指望能翻倍。

而我堂姐，每天上班工作就是看看小说，上网打牌，上班没事出去逛街不回单位。收入越来越不错，每月固定拿到手的就是6000多元，平时每个节日都发奖金，年底加发好几万，平时检查食品卫生时经常收到各个商场的购物卡。

堂姐2001年结婚的，她老公是规划局的公务员，女儿现在读幼儿园。

二人在03年、04年，06年投资买了三套房，装修后出租，每月房租收入9000元。

堂姐上班很空，05年在商场买个专柜经营儿童服装，生意做得还行。

堂姐家老公也不是有钱人家，这些都是二人工作后赚来的。

现在每次过年家庭，我堂姐经常无意讽刺我，现在和她相比，我属于真正的loser。（来源）

在路途上想起爱情来，觉得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

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

有两个独立的房间，各自在房间里工作。

一起找小餐馆吃晚饭。

散步的时候，能够有很多话说。

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安全。不干涉对方的任何自由，哪怕他还在和旧日女友联络。

不对彼此表白，表白是变相的索取。

很平淡，很熟悉，好像他的气味就是你自己身上的气味。

不管何时何地，都要留给彼此距离。

随时可以离开。

想安静的时候，即使他在身边，也像是自己一个人。

有一致的生活品位，包括衣服、唱片、香水、食物等等。

不太会想起对方，但累的时候，知道他（她）就是家。

我们很容易碰到的，都是自私或者愚蠢的人。他们爱别人，只是为了证明别人能够爱自己。或者抓在手里不肯放。直到手里的东西死去。

成熟的感情都有需要付出时间去等待它的果实。但是，我们一直欠缺耐心。有谁会用10年的时间，去等一个远行的人？有谁会在10年远行之后，依然想回头找到那个人？有些爱情因为太急于要得到它的功利，无法被证明，于是也就不得成立。（来源）